分类： 学术&交流

你是否曾经陷入对食物的无休止纠结？

早上醒来，你是要选择一碗温热的粥，还是香喷喷的面包呢？午餐又该吃点啥呢？在上午11点13分左右，你是否发现自己陷入食物选择纠结中—是选择健康沙拉，还是那些让人忍不住享受的糖油混合的“垃圾”食品？下午4点的下午茶是否让你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深陷“忍住不吃—忍不住吃多了”的恶性循环？或者，你是否会在周日“欺骗日（cheating day）”的那一天约上朋友们一起大吃大喝，因为周一你又得重新“管住嘴”……食物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一种基本的生命支撑，更是一种充满情感纠结的存在。它既带来罪恶感，又带来幸福感。
它是陪伴，是庆祝，是悲伤，是乐趣，是安慰，也是一种牺牲。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食物就像家人一样，时而让我们发自内心地爱，时而又让我们愤怒不已，迫使我们在实在不愿意进食的时候也得咽下去。
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咨询工作者，我深深理解食物对人类而言还是一种情感。食物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医学领域的“障碍”，而是普遍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广泛话题。

进食问题并不是一种罕见或难以启齿的“障碍”，而是我们生活中可能常常面对的一种现状。因此，美国纽约的女性心理治疗中心研究所（The Women Therapy Center Institute）的咨询师在合著的这本《进食问题—精神分析和文化视角下的女性与身体》（Eating Problems: A Feminist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Model，后文简称《进食问题》）中有意使用了“问题（problems）”这个词，传递出对进食问题的温柔接纳：进食问题并不是一种罕见或难以启齿的“障碍”，而是我们生活中可能常常面对的一种现状。

这样温和的用词选择打破了我们对进食问题的固有印象，从中可以看到作者试图鼓励开放对话的用心。我作为读者也的确感到更容易接纳和与这个话题建立起亲密而坦诚的关系。

《进食问题》一书的作者将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巧妙融合，探讨了在治疗厌食症、贪食症和肥胖症等进食问题中的关键议题。这本书可以说是对过去几十年来在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领域取得的进展的致敬之作，同时是对这两个领域之间日益密切交织的关系的深入探讨。细细读来，如同一场引人深思的心灵探险。

由于是五位作者合作写就，整本书涉及了相当丰富的研究、论文和书籍，挑战了传统观点，吸收了早期被忽视的女性分析视角，重新构建了对母亲、父亲和成年发展的看法，并深入研究了治疗师和来访者的性别如何影响治疗对话、反移情和干预技术。本书作者分别从以下六个方面来梳理进食问题，包括：
（1）女性进食问题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因素；
（2）身体与心理的互动，探讨喂养体验与身体关系及象征意义；
（3）自我喂养和整合对于治疗女性进食问题的重要性；
（4）临床治疗中的移情和反移情问题；
（5）探讨进食问题与性虐待之间的理论联系和治疗思考；
（6）深入剖析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进食问题。

从我所受训及从事的心理动力学理论的角度看，进食问题的出现并不只是关于食物、体形挑剔的问题，更是关乎内心对自己满不满意的问题。但本书作者显然不想止步于简单地指出问题，更试图深刻地分析、揭示女性与食物斗争中的各种冲突、缺陷、意义、内化和适应功能。这不仅是一场治疗，更是一场对自我认知和社会角色的深度探究。

本书用清晰而引人入胜的语言，展示了许多关于进食问题患者的真实故事。一直以来，我们被告知进食问题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迅速缓解，比如药物、住院治疗和认知行为心理治疗等。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许多患有厌食症或暴食症的患者在接受所谓的“全面治疗”后仍然持续遭受痛苦。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治疗进食问题的方式，包括重新审视的治疗效果，重新定义成功治疗的标准；同时这启发了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视角看待这一问题。
这本书不仅仅关注症状的控制与改善，更注重进食问题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对文化因素的深入考量，令这本书的内容超越了传统女性主义治疗文献对进食困境的单一解释，更多关注女性个体在多重文化背景下的生存和成长。这是一种对复杂性的接纳，它不仅仅存在于精神分析领域，更贯穿于治疗师和来访者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所呈现的案例，它们展示了治疗的真实性和复杂性。治疗师的介入和干预既是坦率的，又是富有同情心的。这使得我在阅读过程中从情感上先与来访者的经历建立深厚的共鸣，再体悟到治疗过程中的曲折与启示。
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不仅仅试图描绘治疗过程，还深入讨论了理论概念，引导读者探索关于进食问题的核心病理并获得理解。通过对费尔贝恩关于“内在破坏者（internal saboteur）”的概念的运用，书中呈现了一种新颖的理论框架，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进食问题来访者的心理动力学。
即便对于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师而言，本书的内容也能够给予崭新的启示，呈现出一片别有洞天的景象。对于那些在实际工作中与进食问题患者紧密合作的临床心理工作者、精神科医生、学校心理教师、辅导员以及社区工作者，本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有助于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和改善与进食问题患者的工作互动。甚至对于非专业的心理工作者，如果你只是希望透过阅读深入探索并理解自身与食物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同样是一个绝佳选择。
《进食问题》通过深入研究个体与食物、自我认知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深刻的视角，为读者打开了理解心理健康和女性主义的全新维度，同时为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之间的对话搭建了一座新的桥梁。挣扎于进食问题的女性很可能自小被教育规训不要“大嗓门”，不要占用社会空间，似乎她们应该以某种符合“审美标准”的形象被“凝视”，而不是被真实地听见；但本书的动人之处恰恰在于“她们”（作者）的叙述声音汇聚在一起，她们需要被听见、被接纳、被当成“人”而不是一具“躯壳”对待。
最后，必须要提的是，本书作为一本由英文翻译而来的专业著作，给读者提供了极为愉悦的阅读体验——读起来既友好又流畅，毫不费力，仿佛每个英文单词的弦外之音都在中文句子中有所安顿和体现。我相信这一点得益于优秀的女性译者——龙梅，以及提供了专业支持的龙晓凤和陈思帆。她们对译文进行了精心打磨，在保证专业性的同时，让每一个句子都充满了音乐般的节奏。正是她们的辛勤工作使这场心灵之旅在中文世界中得以完美呈现。
瞿小栗，和光动力学两年项目教员、临床个人执业心理咨询师、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分析师候选人，2023年11月28日于上海。

---

作者：Steven Tublin PhD
翻译：刘琼（和光首届关系取向高阶(两年)训练项目学员）校对：龙晓凤（四川和光咨询师、和光首届关系取向高阶(两年)训练项目）

*本文经作者授权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翻译，供学习讨论使用

Steven Tublin PhD

Tublin博士是WAWI（威廉.阿兰森.怀特学院）的教师、培训分析师(TA)和督导分析师(SA)，纽约大学后期博士项目的教员，同时也是主体间心理学研究所的教员，拥有躯体体验法的实践资格证书，这是一种基于身体的方法，用于解决创伤。

他撰写了多篇关于当代精神分析技术、在临床研究中使用音乐与文学，以及政治与精神分析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话题的文章。他的治疗方法结合了精神分析和躯体技术。作为教授、督导和临床医生，Tublin博士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与临床经验。
关键词: 关系, 精神分析, 历史, 政治, 异议, 革命, 压制。

此次研讨会探讨了人际精神分析和关系精神分析在历史、理论和政治上的联系，并重新回顾了这些竞争思想派别之间的激烈内部冲突的动荡历史。虽然这里收集的论文主要是为了讨论这两个学派之间的理论联系，但它们也记录了一段不幸的历史：在面对充满活力的异议和创造力时，学术机构的正统思想一再变得僵化。尽管当前的精神分析讨论相对没有这种无益的冲突，但可以预见，随着关系学派逐渐获得某种既定的合法地位，它们不可避免地会面对自身重大的理论挑战，人们或许可以预见到这样的冲突轮回，但希望能够避免。
在此次研讨会一开始，Donnel Stern在他为大会撰写的文献中基本上就放弃了尝试明确界定人际精神分析和关系精神分析之间联系的努力。“人际理论和关系理论，”他指出，“是概念和临床上的大伞，为同行者提供庇护。”因此，它们事实上是难以真正“解开”的。的确，Ehrenberg 在其为研讨会撰写的文章中提到，自人际和关系理论各自出现以来，两个领域内一直包含着大量的不同意见。如今，要提炼出这些一直是广泛、多样且有时互不兼容的思想体系的精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要定义它们之间的关联，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我想，研讨会标题中设定的乐观目标恐怕是难以实现了。
不过，后面五篇文章的尝试至少解决了两个不同且及时的目标，其中一个或许尤为紧迫。首先，这些文章汇集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当代精神分析实践的理论和技术领域。关系精神分析现在在精神分析领域占据了重要位置。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它已经从一个宽泛、定义松散的方向发展为一个真正的学派。关系精神分析从许多来源中汲取灵感，尽管那些来源的重要性可能因人而异（Mitchell, 1998; Frankel, 1998; Hirsch, 1998）。人际精神分析，从上世纪中叶的创始人到如今，仍然有自认仅作为纯粹人际主义者存在的少数作者群体，一直是整个关系理论运动的核心灵感来源——有些人甚至认为它是最核心的灵感来源。接下来的文章展示了这两个思想体系间联系的复杂性，以及要分离出两者间任何线性联结的困难。
其次，也许更为紧迫的动机则回到了你问的是谁这个问题上。人际精神分析和关系精神分析的故事，不仅是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这一故事在接下来五篇文章中的四篇中都占据了重要位置。只有Crastnopol在她那简明的、通过人际和关系的思维来分析自体演变的论述中，完全停留在理论范畴内。就像接下来的文章中所述，人际精神分析和关系精神分析之间的关系也是个人和机构之间斗争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领袖、教师和叛逆者的故事。随着关系学派逐渐确立，一些人开始担心，在学院的记忆中，人际理论和人际主义者在建立关系精神分析中的作用会逐渐消失。因此，在这里的一些讨论中，我们也能听到关于政治身份和遗产的情感问题。这使得研讨会的讨论呈现出另一种意义。讨论的参与者作为部落长老，重温了一段创伤性和奠基性的历史，以适当的方式纪念那些通过战斗在新的精神分析世界中为我们开辟疆土的人们的贡献和牺牲。他们似乎在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如何从荒漠中走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如何成为今天这样的我们的。”
这个故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取决于读者的视角。人们很容易将其看作开放性、创造力和人性尊严战胜僵化的制度正统的英雄事迹。然而，这些论文中出现的另一个或许更具说服力的叙事是，无论“谁”掌握权力，僵化的固执和对反对意见的压制总是反复上演。一次又一次，人们会看到顽固与创新碰撞，并压制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反对声音。

反派角色随着每一章的展开而变化。二十世纪中期的弗洛伊德学派反对各种异端学说，包括最初的人际关系理论学派或“文化”精神分析师（参考Levenson在本期文章中的讨论）的新奇想法，这些学者后来创立了怀特学院。但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精神病学家排挤心理学家（这一争斗，在某些地方有类似关于硕士学位候选人的争议），男性拒绝让女性进入这个领域，另外还有一个带有黑暗但具启示意义的讽刺——一代人际关系学派的学者牢牢控制着他们自己的机构，却排斥那些希望将客体关系特征整合到人际关系理论中的思想家。这种分歧和最终的决裂促成了后来被称为关系学派的发展。
我猜想，这个故事对不同代际的分析学家来说会有着不同的共鸣。对于那些一次又一次参与或近距离目睹各种机构激烈冲突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叙事，其中充满了相当多的情感。在随后的几代人中，确实有些人将这段历史视为自己的历史，并与长辈们有同样强烈的感受。但也有很多最近才成为分析师的人，对这段历史已经失去了直接性。它的意义更多在于如何启发当前的理解。在后现代时代，精神分析临床医生获得的指导也少了很多。那些相互冲突的诠释方案为从业者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选择，用以理解病人的生活、临床遭遇和治疗变化的过程。对于在这个多样化和智识多元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要找到清晰的方向变得很难。厘清，或者只是人际关系和关系理论中错综复杂中能定位，会让许多新近加入者对理论区分和临床选项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应该如何对待病人以及这么做的原因。对他们来说，纪念过去的英雄和不公则显得没那么重要。
我自己的观点处于两者之间：与实际的争斗隔了一层、同时距离又足够引起个人的共鸣。从一部分脱开的立场来看， 我倾向于以一种可能并不是与会的嘉宾们所意图的方式考虑这些被定义的故事的意义。对我来说，（精神分析）历史上不断的革命、精简和压制的故事不仅让我们重新思考过去的重要事件，更是对这一领域的性质及未来可能发生类似裂痕的黑暗警告。
当前的精神分析阶段没有那种曾导致人际和关系学派出现的激烈斗争。我们不缺乏需要考虑的想法，而且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发展和扩展这些想法的任务正在进行。即便是对当代冲突理论的反对——这是人际和关系精神分析历史上的常态——也已变得温和，变成了一种礼貌且合作的努力。许多弗洛伊德学派的追随者已经接受了作为关系理论基础的双人（双主体）立场。如果有敌人，那也是外部的，主要是针对精神分析治疗整体怀有敌意的各种管理式医疗运营。
但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借鉴，那么这一相对和平的时期是有时限的。关系精神分析——在这里我使用这个词来指代那些自认是关系学派或人际/关系分析的广大的分析家群体——无论其作为一种反抗和革命性替代的历史，现在都绝非边缘学派。它不再仅仅是一套思想或一种治疗方法，而且已经积累了所有确立其合法地位的装备。现在这已经是一个拥有自己期刊、培训机构、不同性别的领袖导师、专业组织以及会议的社群。通过这些制度性权力工具，关系正统性的出现（无论是隐晦的还是明显的）还会远吗？
目前还没有组织化的反对力量来挑战关系立场的基本前提，但同样的，如果历史有任何可借鉴之处，我们必须预计某个时刻会出现这样的反对力量。事实上，这样的反对力量应该存在，否则就会陷入一种静态的自满，只是旧观念的循环再现而已，而非真正的学术交流。问题在于，当这种反对力量出现时，是否会被接纳并可能进行辩论，但最终作为一种挑战而受到欢迎，从而促进更好的理论和实践。又还是说，内部挑战的出现又会导致压制和革出教门？可悲的是，精神分析的历史并没有表明对新事物会以积极健康的态度接纳（例如，Eisold，1998年）。
本次研讨会对历史的重温和审视，虽然纪念和反思了塑造当代精神分析中人际关系和关系派系的创伤性历史，同时也警示我们，随着激烈的反对意见不可避免地到来，我们可能会同样面临的潜在的危机。

参考文献：
Eisold, K. ( 1998), The splitting of the New York Psychoanalytic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sychoanalytic authority. Int. J. Psycho-Anal., 79: 871-886. Frankel, J. ( 1998), Are interpersonal and 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 the same? Contemp. Psychoanal., 34: 485-500. Hirsch, I. ( 1998), Further thoughts about interpersonal and relational perspectives: Reply to Jay Frankel. Contemp. Psychoanal., 34: 501-538. Mitchell, S. ( 1999), Letter to the editor. Contemp. Psychoanal., 35: 355-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