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光翻译｜分析之爱，自我同情和内在安全依恋的成长（上）
作者：丹尼尔·肖（Daniel Shaw C.S.W.）翻译：刘琼（四川和光高阶关系英文项目（两年）学员）审校：龙晓凤（四川和光咨询师，高阶关系英文项目（两年）学员）
*本文经作者授权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翻译，供学习讨论使用
Daniel Shaw纽约国家心理治疗研究所的教员和主管，也在纽约私人执业。
在2014年出版的《关系视角系列》中，他的书籍《创伤性自恋:征服的关系系统》获得了著名的格拉迪瓦奖提名。他的理论关注的是“创伤性自恋者”如何操纵受害者，使他们在变得更加依赖的同时感到恐惧和不安全。与病态自恋理论专注于治疗自恋型人格障碍不同，他的工作重点是帮助创伤性自恋者的受害者恢复对自己的信心和信任。
他2021年出版新书《创伤性自恋与康复:脱离羞耻和恐惧的监狱》2018年获得丹玛格丽特·塞勒·辛格奖。多年来，他一直在教授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如何理解和使用创伤性自恋理论，不仅帮助邪教幸存者，还帮助各种创伤性自恋虐待的幸存者。（本文经作者授权同意翻译，供学习交流。）
首先，仍然重新思考我对分析之爱的想法。
精神分析领域中“分析之爱”这一概念实际上始于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在他的最后一篇论文《语言的混乱》中，费伦齐指出，儿童在表达他们对柔情和安全依恋的生理和情感需求时，成年人（包括父母）可能会错误的理解为诱人的性化。他描述了这种经历是如何成为以及为何是创伤性的，并指出了以这种方式遭受虐待的儿童所经历的剧烈且多样的痛苦，这些痛苦会持续到成年后的生活。费伦齐对童年时期创伤性虐待相关症状的描述，与如今被称为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omplex-PTSD）的症状一致，且往往与解离性障碍（包括解离性身份障碍，DID）的表现一致。费伦齐在发展他的理论时，基于倾听和相信这些女性——他相信她们所讲述的在父母和其他成年人手中遭受创伤性虐待的故事，他尤其相信那些他听到的关于父女乱伦的故事。我们从目击者的描述中得知，弗洛伊德对费伦齐的论文非常不满，同时也对费伦齐本人感到不满。而费伦齐在论文发表后不久去世，他们之间的破裂关系未能得到修复。弗洛伊德的坚定支持者声称费伦齐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日渐精神失常，费伦齐的学生迈克尔·巴林特（Michael Balint）将弗洛伊德与其核心圈成员之间的最后一次重大分裂描述为精神分析领域的一场创伤。正如弗洛伊德早期对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工作的否定抑制了对解离现象更深入的精神分析探索一样，围绕费伦齐名誉受损的事件也对创伤的分析性研究和理解带来了寒意。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浪潮中，伴随着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和贝塞尔·范德考克（Bessel van der Kolk）在创伤领域的研究，费伦齐的《临床日记》被翻译成英文并出版。很快，他的工作被重新发现，他在精神分析史中的声誉和应有地位也得到了恢复。
费伦齐所相信的女性故事之一的讲述者是克拉拉·汤普森（Clara Thompson），她与H. S. 沙利文（H. S. Sullivan）、埃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联合创立了怀特学院，这是位于纽约的人际精神分析的家园。1950年，距离她与费伦齐的分析结束（在他去世前不久）已有二十年，费伦齐的声誉仍未得到恢复，汤普森对他进行了批评性书写。汤普森有严重的童年创伤史，沙利文曾敦促她去找费伦齐做分析，她作为费伦齐的病人在布达佩斯度过了数年，直到费伦齐1933年去世。比利·布伦南（Billy Brennan）和彼得·鲁德尼斯基（Peter Rudnystsky）的深入研究揭示了许多关于汤普森与费伦齐的关系，以及她作为费伦齐周围美国病人圈子成员的背景。她特别批评费伦齐最关注的病人伊丽莎白·塞弗恩（Elizabeth Severn），费伦齐与她进行过互相分析。以下是汤普森在1950年写的内容，我认为这既反映了她对费伦齐的个人感受，也反映了她对塞弗恩的感受，弗洛伊德曾称塞弗恩是费伦齐的“邪恶天才”：
“费伦齐对于神经症性的爱的需求没有清晰的认识。他假设病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们在童年时期没有得到爱和接纳，这个观点是有用的，但他认为成年神经症病人对爱的渴求仅仅是未满足的童年渴望的重复。他没有意识到，神经症性的爱的需求已经在为其他目的服务，比如用来掩盖敌意或获取权力等。此外，这种对爱的渴望的持续，并不是因为没有爱可得，而是因为病人已经没有了接受爱的能力。换句话说，他早期的经历已经如此塑造了他的性格，以至于当有爱提供给他时，他无法加以利用。因此，他的需求是永不满足的……费伦齐……很快发现自己无法给予病人所要求的所有爱。”（第186-187页）
汤普森当时不太可能接触到费伦齐的《临床日记》英文译本，这些日记由巴林特保存，直到80年代中期才首次以法文出版。而且她也可能没有读过伊丽莎白·塞弗恩的书《自我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Self），那本书中塞弗恩隐晦地描述了她与费伦齐的分析。如果汤普森有机会接触到这两本书，可能会让她对费伦齐的批评有所缓和。汤普森很可能没有意识到，正如《临床日记》中所揭示的，费伦齐非常清楚这些复杂性。费伦齐在《日记》中描述他的发现，分析之爱不能按需制造。除非分析师有勇气面对属于自己的、解离掉的对病人的憎恨和恐惧（Aron & Harris, 1993; Rachman, 2018; Severn & Rudnystky, 2017），否则分析师虚伪的积极态度将会以某种方式活现出来，导致治疗停滞或失败。这正是塞弗恩建议费伦齐进行互相分析的原因。在日记中，费伦齐写道：
我最终意识到，这对分析师来说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任务：尽管他可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可能会尽其所能表现得仁慈和放松，但终有一刻，他不得不亲手重演曾经对病人进行的杀戮行为。（费伦齐 & 杜邦特, 1988，第52页）’”
除了发展出对移情活现的这种老练的早期理解之外，费伦齐还认识到，分析之爱并不是由分析师给予病人的，而是当他们的工作深入时，由分析双方共同构建的；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当他们的工作足够真诚，足以引发相互的憎恨、并从中幸存下来时，分析师和病人才能真正逐渐对彼此真实，从而建立起相互性。
思考分析之爱一直与我关于创伤性自恋的研究密不可分。在我开始精神分析训练的几年前，我离开了作为传教士共同生活并为其工作了十年的邪教组织几年后。我离开该邪教时开始了硕士学位课程，并在我的毕业论文《邪教中的创伤性虐待》中，指出邪教领袖是恶性自恋者。后来我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扩展了这篇论文，将其作为创伤性自恋者及其压迫性关系系统的更广泛理论的一部分。在获得硕士学位大约四年后，在我精神分析训练项目的最后一篇论文中，我回顾了分析之爱的历史和我对此的个人体验。
那些年，我正处于我的第一段分析中；我刚刚摆脱了与一位具有创伤性自恋导师的关系；我在学习成为一名治疗师；我刚结婚，并迎来了我的第一个孩子。我知道依恋理论表明，一个人连贯的成长叙事预示着孩子的安全依恋，于是我深入触及了自己早期的成长创伤，体会到了我初生时作为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或者用费伦齐的话说，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孩子，可能会是什么感受。随着我对自己艰难的出生和成长经历的叙述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鲜活和连贯，我的两个孩子的出生（相隔三年）成为了我生命中特别美丽、难以忘怀的时刻。我意识到自己内心有一种祈愿，希望我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知道他们是被爱的；并且我能够放下足够的自私，使其成为可能。
我还很容易看到我的许多病人因没有感受到被爱而挣扎。费尔贝恩（Fairbairn）的研究对我个人和临床工作都非常有帮助，我知道他的工作受到了费伦齐和伊恩·萨蒂（Ian Suttie）的影响，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英国精神分析学界，萨蒂很支持费伦齐的工作。费尔贝恩写道：
‘一个孩子最需要的是获得确凿的保证：（a）他的父母真诚地爱他这个人，（b）他的父母真诚地接受他的爱……作为一个人被爱以及他的爱被接受，这个渴望遭遇的挫折，是孩子能经历的最大创伤。’（费尔贝恩，1952，第39页）
费伦齐称那些没有满足这些需求满足的孩子为‘不受欢迎的’，并指出他们有自杀倾向。对我自己的出生和童年经历的理解，增强了我对那些感到极度不受欢迎的病人的共情，也帮助我理解了自己职业选择的原因。是否有哪位心理治疗师在童年时不曾试图安慰、迁就或努力稳定情绪低落、失控的父母？身为孩子充当照料者，长大后成为治疗师，常常会活现某种形式的强迫性重复——一种升华，或许是一种被解离掉的需要，想让抑郁的或不可及的父母接受我们的爱，并向我们反映出我们的爱是重要的。我们学会并在某种程度上被驱使去让他人感到快乐。路.阿隆(Lew Aron)指出，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我们在专业的亲密关系中处理得更轻松，因为我们在其中拥有更多的控制和权威，而在个人亲密关系中则更为困难。依恋研究者兼精神分析师吉安尼 阿利奥蒂（Gianni Liotti）将这种发展模式称为“控制型照顾者策略”，这种策略被那些学会深刻感知父母需求并压抑自己需求的孩子采用，作为弥补父母无法提供安全依恋体验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问自己：我坚持与那些努力寻找爱与被爱之路的病人合作，是不是出于一种让我的爱被认可的需求？这是不是驱动费伦齐的动力，弗洛伊德所谓的“治愈狂热”？分析之爱的哪个部分是分析师需要病人去爱她/他？这是否错了？如果否认我个人渴望被爱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驱动着我，那是一种高度解离的表现。我也深知，这不仅适用于我自己，也适用于我曾督导过的许多治疗师，在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时，例如面对婚姻失败、忍受不幸的婚姻，或经历经济压力、疾病，或与兄弟姐妹或父母、成年的孩子疏远，或是成人生活中遇到的其他问题，治疗师的需求可能会变得更加迫切和具有侵入性，可能让病人感到有义务满足治疗师对被爱的需求。
对这些需求感到羞愧，并对自己否认或掩盖它们，并不是解决方案。这反而会使我们更容易陷入高度问题化的活现：我们的否认可能导致我们在治疗中投射性地过度强调和放大病人的依赖性，使病人更依赖治疗师，而不是帮助他们变得更加独立。这种模式像是“治疗教派”的模板，由一位妄想性地否认自己对联结和承认的需求的治疗师主导，操纵病人越来越依赖她，并且只依赖她。另一方面，一个自认为只是在付出的治疗师，可能会试图淡化收费和治疗框架的意义，表面上容忍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既不付出也不接受的病人。但越是掩盖自己无法承认的挫败感和怨恨，治疗就越会陷入僵局。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超过我们愿意承认的数量的治疗师跨越了太多界限，甚至与病人发展了性关系，常常错误地认为这是为了病人的利益。
对治疗师来说，给予与接受之间的平衡非常微妙，而关系精神分析家对相互承认的强调引发了一些激烈的争论，例如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唐娜·奥兰治（Donna Orange）和马尔科姆·斯莱文（Malcolm Slavin）的一组论文中，奥兰治最初批评了将相互承认作为治疗目标的关系性观点，后来她友好地、以比通常精神分析争论中更为谦逊的态度，回顾了她批评中的多个方面，并指出了共识点。我认为有必要将治疗中的相互性与社会中的相互性区别开来，二者之间存在关键的不同，不仅仅是在路.阿隆所讨论的非对称性方面。有创伤性依恋历史的病人在成长过程中通常没有接触到主体间性模式，他们常常因为社会关系反复出现问题而寻求治疗。这些病人需要帮助去认识分析师作为一个有特定兴趣和技能的人，并且能够与之探讨他们的关系中的安全感，同时帮助发现他们自己的关系中的自由。治疗过程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多，是帮助病人走到这样一个步：他们能够信任并依赖我们，而不害怕被吞噬、控制、羞辱或利用。然后，病人有可能认识到治疗师是一个真实的人，其兴趣和关心是出于真实的原因，而不是出于控制和压制的欲望——尽管治疗师单方面设定了某些界限，并且需要收费才能提供服务，尽管治疗师不仅是在给予，也是在接受。这些条件——治疗师维持自我调节的能力，以及认识到给予和接受的发生是互惠的——实际上使心理治疗成为一个安全的舞台，最终成为病人安全的基础，让他们走出咨询室，进入新的关系体验，在这种体验中，爱的关系可以建立在共同构建的相互性基础上，建立在相互给予和获得的基础上。
当我反复思考分析之爱的意义时，我逐渐意识到，正如费伦齐所见，分析之爱并不是分析师从一开始就能必然感受到的。分析之爱始于一种信念，这个信念帮助我们在漫长的挫折、困惑，甚至怨恨中存活下来。当所有关于建立相互性和主体间联结的艰难且细致的工作最终开始结出果实时，爱的情感才会完全显现出来。
和光翻译｜分析之爱，自我同情和内在安全依恋的成长（中）
临床案例
接下来我将简要谈谈我与艾伦（Alan）的工作，在这个治疗中我们共同构建了关系中强烈而有益的相互性。然后我将进入报告的下一部分，讨论我们工作中没有完成的部分。
艾伦是我曾治疗过大约十年的一位病人，从他30多岁一直到40多岁，之后在他50多岁时又短暂地见过他几次。他是我最喜欢与之工作的病人之一。艾伦的成长中被极度自恋的母亲按照她的标准培养成一个“好人”。在我们工作的最初七年里，艾伦始终是一个“好病人”，尽管我们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拼凑出了相对连贯的个人成长叙事，但总感觉缺少了什么。具体来说，艾伦这个在外表、头脑和财富上都颇具优势的人，却无法避免让亲密关系变成有毒的关系。他那种强迫性地表现得很好、无私奉献的方式对女性非常有吸引力，但进入新关系不久后，这些被他吸引的女性就会变得占有欲强且控制欲强，并以被动攻击的方式找到离开的借口。这种模式不断重复，我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开始停滞不前，尤其是当艾伦开始忘记来治疗，忘记付费，或更改预约时间，诸如此类。
有一天，他迟到了，并且特别暴躁，这是他平时很少向他人表现出来的情绪，因为他非常在意要让别人愉快。但那天他对我的愤怒让我无法忽视，尽管回想起来，我应该早点察觉到他的愤怒和我自己的感受。我问他为什么迟到，以及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他突然爆发了，说我没有帮他记住每个治疗小节讲了什么，还抱怨他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治疗。他的抱怨似乎持续了很久，尽管我确定实际上不到半分钟。那一刻，他提到的关于来治疗耗时的话触动了我的神经，我记得我几乎没有思考就大声的脱口而出：“那我的时间呢？”我继续着，越说越气：“每次你要改时间我都得重新安排我的日程！我花了多少时间催你付费！我们没见面的时候，我花了多少时间关心你，想着如何帮助你！那我的时间呢？’”
接着一片寂静。然后艾伦说：“我把你变成我父亲了——那个从不在场，也不会帮助我的父亲。
所有的紧张感瞬间从我身体里消失，艾伦的眼睛湿润了。这是一个转折点。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谈他的母亲，但这真的是第一次艾伦表露出他对父亲感受到的痛苦。
艾伦和我之间发生的冲突里，他抱怨我给予得不够，而我反过来也抱怨他给予得不够，这对我们俩来说都是一次突破。我重新燃起了给予的愿望，而艾伦也开始付出——不是出于强迫性地迎合，而是源自他自己的愿望，一种想让我帮助他改变和成长的愿望。艾伦让我感动和触动，这加深了我的共情，也让我能够以真实、充满感情的方式回应他。反过来，这也触动了艾伦，帮助他睁开双眼、越来越全面地认识自己。我和艾伦在我们的工作中达到了一个彼此给予和接受的状态。艾伦并没有执着于要给予我什么，而是变得相信他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他接受了我所给予的，而他的接受正是他给我的回馈。
尽管我非常喜欢与艾伦的合作，当我们在最初结束治疗近十年后他再次联系我，我们又短暂地恢复了一段时间的治疗，我不得不承认，尽管他现在在一段美好的婚姻中过的更开心了，但他仍在过去相同的模式中挣扎，这些模式我们似乎已经修通，且他似乎解脱出来过。因此，我再次想起了克拉拉·汤普森对费伦齐的批评。尽管她对费伦齐关于分析之爱的理解有限，但她关于分析师之爱的局限性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我同意，仅仅共情地认识到曾经缺失的爱，并试图提供某种形式的补偿爱是不够的。艾伦对他的成长历史有了深刻的领悟，他和我之间也达成了一种深刻的、充满爱的相互性。我们都为彼此的成长心怀感激，艾伦也做出了一些明智的决定，这些决定极大地改善了他的生活。但仍然有些什么没有发生，为什么没有发生呢？
乔迪·戴维斯（Jody Davies）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反思了她自己关于分析之爱的经验。在与一位最初湮没性的、充满需求且要求苛刻的病人经过多年的艰难工作后，戴维斯和她的病人建立了一种深刻、滋养和稳定的关系。戴维斯承认，在现实中她无法成为病人从未拥有又不顾一切地执着渴望的慈爱母亲。但戴维斯和她的病人通过想象去感受那会是什么样的。他们能够在丰富细致的幻想中共同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病人可以体验到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而戴维斯则可以被想象成、也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真正充满爱、随时可依靠的母亲。”
我非常欣赏戴维斯的工作，但我不禁想知道，这种对一个神奇、幻想中的分析师/母亲的内化能持续多久。即使内化的分析师形象是一个“足够好的母亲“，而非一个完美的拥有魔力般的母亲，这样的幻想能否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平息和安抚病人全部触发的部分，这些部分长期、自动地被填满自我怀疑、自我厌恶、自我责备和自我蔑视？进一步来说——每位分析师都能为每位病人提供这种体验吗？戴维斯的病人特别聪明且富有魅力，那对于那些不具备这些特质的病人呢？坦白说，有些病人我并不觉得容易去爱，甚至没有特别投入地去尝试爱他们——比如在疫情期间，一位病人是反疫苗的潮人，热衷于阴谋论，还有一个在臭名昭著的邪教中的女友。我尽量与他联结，完成了一些有效的工作，但老实说，疫情后我重新开放办公室，我告诉他因为他没有接种疫苗，我们只能继续通过Zoom进行治疗，他终止了我们的治疗，那时我感到有些如释重负。”
尽管我与病人艾伦之间深刻的、充满爱的相互性曾持续很久，但当我们结束了十年的治疗后他在将近十年后回来时，我看到他依然陷入我们曾经费尽心力想要摆脱的一些陷阱。这段经历以及其他类似的经历让我开始思考，内化的分析师形象或许对某些病人来说是有有效期的。我现在相信，分析工作最成功的时刻不仅仅是达到了主体间联结的共同建构，并且分析师的内化形象以及分析师的共情成为了病人自我调节的来源。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在关系性精神分析治疗中历经数年，这个工作过程可以、我相信也应该为我现在要讨论的目标奠定基础——在病人内部建立起获得的内在安全依恋，以及治愈病人的自我异化。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Shaw, 2023）中，我详细描述了跟随菲利普·布隆伯格（Philip Bromberg）七年的工作，作为他带领的团体督导中的一员，他的工作如何启发了我对创伤理论的兴趣。布隆伯格从20世纪80年代起，通过与艾伦·肖尔（Alan Schore）、帕特里夏·奥格登（Patricia Ogden）、理查德·谢菲茨（Richard Chefetz）等其他许多人的关系，逐渐熟悉了几乎所有的创伤理论。我了解到，在内部家庭系统理论（施瓦茨）（Schwartz）和结构性解离理论（van der Hart等人）中，布隆伯格描述的多重自体状态被进一步细化为‘多个部分’。这些理论与感官运动心理治疗（Sensorimotor Psychotherapy）一起，构成了资深创伤治疗师珍妮娜·费舍尔（Janina Fisher）的工作主线，我从她的工作中学到了很多。正如布隆伯格所指出的，自体的碎片化部分在彼此间以解离的方式存在，使得那些遭受关系性创伤的病人（即大多数病人）无法有意识地参与到内部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创伤理论识别出这些内部冲突的模式，冲突发生在那些承载创伤性破碎、脆弱、无力、恐惧和羞耻体验的部分之间——我们称之为脆弱部分；还有被认为是发生在“保护者/迫害者”的部分之间，它们的功能我最早通过伊丽莎白·豪威尔（Elizabeth Howell）和荣格分析师唐纳德·卡尔谢德（Donald Kalsched）的工作了解的，后来又通过费舍尔和施瓦茨的工作进一步深化。在范德哈特（van der Hart）的结构性解离理论中，脆弱部分与恐惧、羞耻和依恋创伤有关；而保护者部分则对应于对这些脆弱部分的‘战斗或逃跑’防御机制。在这些理论中，病人的自我羞辱、消极的自我对话被理解为一种战斗反应，转向自己，成为一种无意识的策略，用来避免风险并确保安全。“保护者/迫害者”部分——那些病人对待自己的，自我羞辱、自我贬低和自我怀疑的声音——让痛苦的人选择在失败中寻求安全，而不是冒着重复痛苦的风险去感受生命的活力。安娜·奥恩斯坦（Anna Ornstein）早在很久之前就称其为‘重复恐惧’——即因害怕再次创伤而回避生活中的活力。桑德拉·比歇勒（Sandra Buechler）在一次线上研讨会上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一点：创伤病人觉得自己要么是安全的，要么是活着的，但两者不能兼得。每一次想要活得有活力的冲动都会伴随着对不安全的恐惧，并随之退缩。这正是“保护者/迫害者”部分的作用：它们本能地与那些被视为脆弱和羞耻的创伤部分对立。面对这些创伤部分的恐惧和无力感，“保护者/迫害者”部分用残酷的自我谴责压制了感受生命活力的冲动，从而进一步强化脆弱部分所承受的羞耻和恐惧。
我所描述的是珍妮娜·费舍尔称为“自我异化”的现象——即针对自体向前发展的努力，从内在采取的蔑视和拒绝——这是一种看似令人沮丧的策略，但却具有保护性。当病人说起他们的自我苛责或者描述他们有多讨厌自己时，就像一位病人所说的‘内心在用刀割自己’，他们实际上是在描述保护者部分如何迫害脆弱部分。当治疗师试图反驳病人明显的自我厌恶时，保护者部分常常会强烈抵制，捍卫这种自我厌恶，而不是接受来自治疗师的任何形式的同情。
脆弱部分和保护者部分都是失调的，一旦被激活，就会变得令人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无法接触到更成熟的、充满善意和智慧的自我调节的成熟自体。在情感调节理论中，当杏仁核在受到刺激后安静下来时，这个成熟部分就可以被调动起来。然后前额叶皮层恢复运作，个体就能够从更加成熟、理性和意义构建的自我中引导自己。那些长期被脆弱部分和保护者部分压倒，且很少能够自我调节的病人，通常认为可耻的、可憎的自体就是“真实的我”。相反，温和、智慧、有效的自体方面被视为具有欺骗性而被排除掉，这就是冒名顶替综合症。例如，我曾与一位有经验的高年资医生工作过，她为生病的病人提供了善良的、共情的、睿智的建议，帮助他们减轻恐惧，激励他们维持健康。她深受数百名充满感激的病人的爱戴，也赢得了同事的尊重。然而，创造这些成就的那个部分却很少主导她的内在世界。相反，她常常被脆弱部分对安全感的恐惧以及保护者部分的自我谴责所困扰，又或是对他人的剥削和虐待感到愤怒。她擅长在对待病人和同事时展现出好奇心和同情心，当我要求她以此来帮助安抚并支持她内心那些害怕和自我谴责的部分时，她感到不知所措。当病人从童年早期到中年时期一直处于长期的失调和自我异化状态时，需要病人和治疗师双方付出巨大的努力，去识别这些部分之间的内在冲突，并支持、增强和稳定自我调节能力。
几乎每位病人都很难在自己身上认出那个智慧、充满好奇和同情心的成熟自体部分。即使他们显然在对他人提供善意、富有同情心的关怀，但向自己失调的脆弱部分和保护者部分提供同样的关怀却似乎是不可能的。起初，当我提出这种可能性时，病人会指责我不关心他们，只是想让他们自己去搞定自己。事实上，我对两者都很感兴趣。与这些病人的工作最终会结束，我不会永远是那个提供调节性关怀和共情的人。现实来说，我并不完全相信他们对我和我所有自体客体功能的内化能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让他们能惯常、有效地自我调节，能使用他们自身内在的智慧。
在我工作过的所有受到最严重创伤的人身上，我都看到了他们富有同情与关怀的那一部分，他们知道如何帮助他人——无论他们是帮助和照顾孩子、学生、病人，还是宠物。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运用这一部分，也就是他们那稳定、睿智的成熟自体，成为其内部系统的领导者和调节者。在这里，为病人提供一些基础的神经科学知识教育是非常有帮助的。前额叶皮层处于“在线”（前额叶皮层是成人心智的中心，能够调动好奇心、同情心和智慧）时的体验，以及因受到触发而“离线”（导致“战斗或逃跑”系统接管）时的体验，这两种体验之间的差异，病人能够在内心深处切实感受到，而不仅仅是通过理智理解。向病人讲解创伤如何影响大脑、神经系统和身体，以及创伤如何影响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这不仅仅是为他们打开了了解个人心理的知识之窗。心理教育的目的是帮助病人培养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习惯。在我支持并鼓励这些习惯的过程中，病人会逐渐学会让自己那富有同情心的、成熟的部分来引导内心世界。这个部分能识别并接受那些过去曾经限制自己、或者因为脆弱而被自己轻视的内心部分，不再异化它们。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最完整地展现了病人如何成功将分析师内化。这不仅是通过整合被分析师理解和爱的感觉，还在于培养内心那成熟智慧的部分。即使分析师不再在场，这部分自体依然存在，能够带着爱去接纳内心的其他部分。这就是所谓内在获得的安全依恋体验——即病人能够区分那些被触发的失调的自体状态或部分，与那个能够调动成熟心智资源的稳定成熟自体之间的差别——而那些被触发的部分无法获得这些资源。通过这种方式工作，帮助病人建立起自信，能够运用他们的成熟领导力去关怀那些只曾经历过创伤、羞耻和恐惧状态的自体部分。在我理解中，这就是菲利普·布隆伯格工作的目标，他进一步发展出“站在多个空间中”的理念。虽然这可能并不完全反映布隆伯格的观点，但我认为那个站在各部分自体之间的多个空间中的人，正是个体智慧成熟的部分——内在系统的领导者，他充满好奇而非批判，能够识别和理解各个部分，并以善意和同情作为调节自己的主要工具。
布隆伯格确实承认，他受到创伤学家们工作方法的启发，尽管他选择更贴近精神分析模型，并没有尝试将创伤理论技术整合到自己的工作。而我选择更加公开、明确地这样做，我很感激那些在我之前进行整合努力的人——其中包括关系精神分析领域的肯·弗兰克（Ken Frank）、保罗·瓦赫特尔（Paul Wachtel）等人。即便如此，我仍然能感觉到一个幽灵般的先例萦绕着我，即费伦齐因从分析转向治疗而被排斥。我认为，借用洛瓦尔德（Loewald）的话，现在是时候让那个幽灵成为真正的祖先了，本着这种精神，我呈现了我与马可的工作。
和光翻译｜分析之爱，自我同情和内在安全依恋的成长（下）
临床案例
马可是一位50岁出头的知名作曲家，事业有成。他与一位聪明能干的职业女性婚姻美满，彼此相爱，育有三个健康、快乐的年幼孩子。然而，马可的成长经历充满了严重的忽视和虐待，从15岁起，他就独自生活，没有父母的任何支持。由于母亲在他年幼时因精神崩溃无法照料他，他最初由父亲的母亲抚养长大。在那五年里，他得到了祖母的温暖和保护，慈爱的父亲也经常探望他。后来，他被接回到母亲身边，虽然母亲的精神状况有所好转，但依然极不稳定。母亲和祖母相处不和，所以自从他被迫离开祖母后很少能见到她。他母亲的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与他同住一个屋檐下，经常对马可施暴。而马可的母亲则沉迷于与一个又一个男友的关系中，她和这些男友对马可常常表现得残忍且充满敌意。马可从小被频繁指责为懒惰、自私和缺乏条理。在父亲尚能维持正常生活时，马可还能享受与他共度周末，但到了他高中时期，父亲的生意破产，酗酒问题日益严重。到了15岁时，马可独自住在一间破旧的公寓里，从未学会如何做饭、打扫或开立银行账户。最让他痛苦的是那种无时不在的深切孤独感。高中时期，父母都没有出席过他成功的音乐会演出，而由于没有钱支付任何的费用，他也无法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在他30多岁时，才首次取得职业上的成功，在此之前，他一直在餐饮行业维持生计，靠打零工为生，虽然与朋友和恋人有些许联系，但大多数时间都独自一人，感到极度孤独，经常酗酒。
我和马可的治疗已经进行了大约四年。我们回忆了许多往事，分享了许多强烈的情感体验，建立了相当程度的信任。在我描述的这一天，我们再次探讨了一个我们已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尽管他事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并有一个有爱的家庭，但他依然发现自己在麻木自己，等所有人都睡下后独自饮酒，花费数小时玩电子游戏而不是工作，并且总是在经历了数周甚至数月的痛苦拖延后才勉强在最后期限完成工作任务。有一次晚上出去喝得酩酊大醉，导致了他与妻子的一次冲突，这促使他决定寻求治疗。我们每周见一次面，有时会因为他出差而中断几周。我们正在进行第四年的治疗时，发生了以下的对话。
为了更深入了解他那天提到的孤独感，我问他是否能够看到处于那些极度孤独时刻中的自己，看到的是什么画面。他清晰地看到自己大约19岁时，独自躺在他住过的某间糟糕的公寓的床上。这个画面非常强烈，他能够深切感受到自己年轻时的痛苦。我对他说，“继续留意那个部分，看看你对那个他有什么感觉。”
询问“你对那个部分有什么感觉”，可以让治疗师知道，病人是对创伤的部分怀有自我同情还是自我轻视；是能够接近那个痛苦的部分，还是由“保护者”部分让病人保持距离。马可的第一个回答是“我不知道。” 他把帽子拉下来盖住眼睛，伸展双腿，这样就可以半躺在椅子上，然后他不愿去感受的状态开始慢慢消退。他说，“我看到了他。他很悲伤。”我说，“是的，悲伤，注意到那个悲伤。你对他有什么感觉？” 在我们的早期治疗中，马可总是在涉及自我同情的想法时封闭自己。他被羞耻驱使，常常说他想要摆脱这个部分，认为这个部分懒惰、自私，甚至通过操控别人来博取同情。花了很长时间，他才接受这个部分并不代表他的全部自体，这些行为只是他年幼时为了在几乎没有别人支持的情况下努力生存下来的表现。渐渐地，马可变得柔和了，对这个部分不再那么轻视和羞愧，能够提到“这是我的一部分”。在今天他说，“我想安慰他。”我问，“他对此有什么感觉？” 马可回答，“他很警惕，他不确定是否喜欢这种感觉，或者是否想要它。而且他不确定是否喜欢你。”我告诉马可，当然有一部分的你在保护自己，很警惕，因为有那么多人让这个悲伤的部分失望过。我问马可，“保护的部分是否愿意给他一些空间，让他与你那脆弱、孤独的部分建立联系？”马可随后告诉我，他现在已经与那个部分连接了。马可安静了片刻，然后他说，“他说他感到极度孤独，他很生气。他说太艰难了，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房子里经常因他没付账单而没电没暖气，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寄信。”我说，“好的，继续陪着他，让他知道你听到了这一切，你现在就在这里。”
我问马可，他是否与那个孤独的部分在同一个房间里。马可回答说他站在门口。我告诉他问问孤独的部分是否希望他走进来，坐得更近些。“他说可以”，马可回答道。我说，“很好，那你现在和他在一起了吗？”马可说，“是的，他在告诉我更多关于那时的痛苦，并且他很高兴我在这里。”，“我们现在像是在《心灵捕手》里的情节，我对他说‘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
这时，已经快到我们的小节结束，我告诉马可我们几分钟后就要结束了。我问他，他觉得那个孤独的部分还想要什么吗？马可说，“我一会儿要去看棒球比赛，我打算带他一起去，他一定会很喜欢的。”
这是新出现的部分，我对此充满了希望。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的让我感到惊讶。接下来的那周，马可兴奋地等着告诉我在某个晚上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试图入睡时，回想起我们上次的会话，他这周一直在和自己内在的部分对话，但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然而，那天晚上，他清醒地躺在床上，突然非常清晰地回到了自己8岁时的状态，时间和地点都栩栩如生。他对那个8岁的自己说，“好吧，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都很糟糕，现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8岁的他回答道，“你能和我一起玩雅达利游戏（Atari）吗？” 于是他们一起玩了一会儿，玩得还挺激烈的。8岁的他记得一些赢得游戏的小窍门，而这些马可早已忘记了。然后他们一起吃了点心，骑了自行车，玩得非常开心。马可觉得至少过去了一个小时，甚至可能更多，他说，“好了，我该睡觉了。”8岁的他开始哭着说，”请不要走。” 马可躺在床上抱紧了枕头，仿佛那就是8岁的自己，他们就像真正拥抱对方一样，彼此紧紧相拥。两人静静地抽泣了一会儿，尽量不吵醒马可的妻子。最后马可说，“别担心，我还会回来，我们还会再一起玩的。”可以说，8岁孩子的愿望得到了回应。
■■■讨论在持续的治疗工作中，上述那种经历之后，往往会伴随着旧习惯的回归，比如麻木，如果不是完全的自我异化——许多临床医生称其为‘回弹’效应。但那种突破性的体验通常发生在做了足够的扎实工作之后，往往需要多年的努力；当病人内化了分析师更少带有恐惧感、更加非批判性的同理心和好奇心，并开始自己运用这些调节的工具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耐心和坚持，治疗师帮助病人识别出羞耻、恐惧、无力感和孤独感的出现，并更容易地运用充满同情的好奇心来回应。这对有些人来说发生得较为迅速，但但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有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波折后才会实现。充满同情的好奇心，使病人能够理解并调节由最脆弱的部分所承载的创伤性恐惧和羞耻感的回归，以及由”保护者”部分带来的自我谴责的回归。这种充满同情的好奇心，需要像过去的自我否定一样变得易于获得且成为习惯，与“保护者/迫害者”部分建立友谊，可以让成熟自体掌控局面；否则，“保护者”将继续统治一切。这成为发展内在安全依恋的后期阶段的焦点。马可与他8岁的自己建立联系的那种体验，需要在他整个内心世界、所有部分中得以实现。
■■■结论在延伸布隆伯格的‘站在多个空间中’理论基础上，我致力于帮助病人更持续地接触到他们“在线的”、智慧的成熟自体——这个部分知道如何自我调节，通过运用充满同情的好奇心来创造和维持内在的认同与安全感。作为引领者，这个在线的、智慧的成熟自体能够站在自体不同部分之间多个空间之中——受伤的部分、自我鄙视的部分——逐一了解、理解，并与每一个部分建立友好关系。这样，自我异化得以治愈，内部安全依恋得以建立，安全感与生命力之间的冲突得以协商和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