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nthony Bass Ph.D
翻译：李思源（和光首届关系取向高阶(两年)训练项目学员）校对：龙晓凤（四川和光咨询师、和光首届关系取向高阶(两年)训练项目）（本文发表于(2007). Psychoanalytic Dialogues, 17:1-27，经作者授权四川和光翻译，供学习讨论使用）
Anthony Bass Ph.D
斯蒂芬·米切尔关系研究中心创始人、负责人；纽约大学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博士后项目的副教授和督导分析师(SA)；哥伦比亚大学精神分析培训和研究中心的教师、培训分析师(TA)和督导分析师(SA)。
此外，他还在许多其他培训项目和机构担任教员和监督，包括当代心理治疗研究所、NIP国家培训项目、费城关系精神分析研究所和曼哈顿精神分析研究所。他是密歇根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客座教授。他是《精神分析对话:国际关系视角杂志》编委会的创始成员，担任主编12年，现在是名誉编辑。他也是纽约桑德尔·费伦齐中心的董事会成员。他在美国和欧洲讲授并领导临床研讨会和研究小组，重点是Ferenczi的工作，分析关系，患者和分析师之间的无意识沟通，以及当代关系技术中反移情的表达和隐含使用。
■■■引言■■■
我从主体间和关系取向的角度来重新考虑精神分析框架的功能和结构。分析性框架意味着在实践中和象征意义上创造并代表一种具有清晰、安全边界的治疗结构，治疗过程在其中得以展开。在我看来，框架的建立同时是治疗过程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反映了病人和分析师双方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方方面面。
我将探讨这一悖论及其对实践和理论的影响。在对框架的功能进行理论分析时，我借鉴了戈夫曼的框架理论、贝特森的人类学和伦理学研究、费伦茨关于技术弹性的观点以及一些当代关系理论家的观点。我将用几个临床案例来说明分析框架的新视角，即分析框架是共同创造的，是与语境相关的，反映了精神分析情境的多变性和每对二元组合的独特性 。
对 "精神分析框架 "的考虑，通常是指 "游戏规则"，尤其是那些分析过程的启动、边界界定，并提供结构的规则。本文的早期版本曾在 2005 年 IARPP 罗马会议上发表，题为 "无意识的体验：关系视角"（意大利罗马）。
一位名叫海伦娜的病人来找我咨询，她一开口就告诉我她身无分文。甚至在她开始告诉我为什么需要我的帮助之前，她就对我们如何处理分析师认为的属于工作 "框架 "的一部分安排提出了疑虑。通常情况下，这种讨论是在我花了至少几次咨询仔细聆听潜在病人的陈述，尝试了解她来找我的原因之后才进行的。到那时，我和病人已经开始相互了解，并对如何合作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事实上，那时工作已经开始了。但对海伦娜来说，她寻求帮助的困扰和我们可以开展工作的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必须马上考虑一些基本规则。作为一名戒毒者，她没法保证连续的治疗。她提出在每次治疗结束时以现金支付费用。在她看来，不存在为错过的小节付费的问题。在回答她的问题时，我告诉她这是我的一般做法，也是我的首选做法，因为从任何一次错过的小节到她参加的下一个小节之间，她将欠我这个小节的费用。她有理由担心，欠我的钱会让她重新陷入严重的困境，而她谨慎地、有点怀疑地希望，分析可能会帮助她摆脱这种困境。她曾因滥用多种毒品而欠下巨额债务，根据她的痛苦经历，她认为欠我的钱无异于吸食可卡因。她曾经负债累累，也曾染上了各种毒瘾，她太了解那些蛊惑人心的妖魔了，这些妖魔一再的引诱她走向自我毁灭。她欠我钱，也会让我与她产生依赖关系，这有可能让我们俩都屈服。她告诉我，在她参加的匿名债务人会议上，治疗师/瘾君子们经常谈论他们的病人如何欠了他们成千上万美元，活现了共谋的依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治疗师们在无能为力、可怜兮兮地等待着他们病人始终不确定的、诱人的付款之时，背上了大笔债务。对这些治疗师来说，每一个咨询的小节都是一次掷骰子的机会，重燃希望他们的船即将驶来，载着他们摆脱债务，这既是字面意义上的债务，也象征着他们与病人共同深陷的泥潭，而这些债务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无法从病人那里收到钱的专业治疗师们，在匿名债务人会议中，会和欠他们钱的病人坐在一起，讲述他们的故事，互相帮助，解决共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他们在个人治疗中无力解决的。海伦娜想知道，我从病人那里收钱时是否会遇到困难，因为她相信这种形式的依赖是许多治疗师都会遇到的难题。她不能冒险与我进行这种情感纠缠。我停顿了一下，想了一会儿。她在等着我。
我询问她是否在我身上发现了让她如此担心的东西，在我心里好奇她的心灵雷达是否已经锁定了我不为人知的部分，而这个部分是她既害怕又无意识去寻求的。无论如何，我都没必要想要她相信我有能力处理好我们的财务问题，我更愿意首先探究她的担忧和幻想，但她和她的问题让我立刻在这一点上感到不安全，我想象着在她很可能出现的某些心理状态下，我会成为她过往问题的一部分，并且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她对那些匿名会议的生动描述，让我感觉到，也许她已经指出了许多走上职业治疗师道路的人所遭受的职业软肋。我的思绪转向了最近我所在的机构列表服务上的一些帖子，在这些帖子中，苦恼、沮丧、愤怒的治疗师们分享了试图向离开的病人追讨费用的经历。他们在帖子中互相询问：“到法院做小额索偿和雇佣讨债机构是否可行？”这些对话中包含着沮丧、愤怒、内疚和恐惧的情绪，有些人建议不要采取这些措施，以免捅了马蜂窝，惹来可怕的渎职诉讼。有些人建议说："最好别去管它，把它一笔勾销。”这些交流一般都是具体的、实操类的，反射出他们的焦虑，但并没有涉及双方的无意识活现和个人弱点，这会导致治疗过程的中断，资金流的阻滞就象征着精神分析师所提供的独特而复杂的体验的中断。
虽然我并没有把向病人收费当作一个长期问题，但随着海伦娜的叙述，我开始想起一些情况，病人似乎 "突然 "欠了我几个月的费用，活现了移情-反移情领域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意识之外，直到它变得足够大而威胁到分析工作本身。我想起一位病人，就像卡通人物温比（Wimpy）一样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很乐意星期二付你今天一个汉堡的钱。"当她把我对她日益增长的账单的担忧理解为我实际上不信任她的信号时，她不停地重复念叨:“好吧，你知道我最终会付钱给你的，对吧?” 她非常生气地摇着头，翻着白眼，久久不能平静、恼羞成怒。她对我不信任的原因感到困惑，正是这种不信任让我无法相信她显而易见的正直。我并不像她所想的那样不信任她，因为我知道她最终会支付她的费用，但我还是觉得很受挫，希望她今天就支付她的费用，这样我今天就可以买汉堡了。经过多年的分析，她才对我的付款观点产生了兴趣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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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次，海伦娜的描述让我意识到，她的债务不断增加的情况，当我和她终于在后来发现到她根本无法支付我的费用时，治疗已经结束了，因为她选择了转行，而且相关的、并非有意识地预期的慷慨保险也终止了。即使债务还没有还清，但每年仍会有一两次百元支票寄来，支票被折叠成一张花花绿绿、香气扑鼻的贺卡，并附有简短的字条，说她打算有朝一日继续接受治疗，这表明她没有忘记我，也不希望我忘记她。
在海伦娜看来，即使是用支票付给我钱，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支票可能会被退回，虚假地象征着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钱。因此，从技术上讲，用支票付给我钱就等于欠我钱，在支票清算之前，一直存在潜在的失信的风险。即使在月底支付我的账单，这也是我的惯常做法，也代表着一种债务形式，因为在任何特定的月底付款到期之前，海伦娜始终处于欠我治疗费的状态。
从第一次咨询的开始，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悖论。在我们就基本规则达成一致之前，我们无法真正开始工作，因为基本规则本身就有可能牵涉到一种直接的共谋和威胁性症状的活现。我们的协商，包括我们对制定这些基本规则的共同反思，必须成为我们工作的切入点。在最初的几次会议中，我们彼此了解了很多。
一套非典型的基本规则开始出现了。如果她当天有钱进行治疗，我们就一起工作。如果没有，她会让我知道她的钱花光了，我们就会放弃治疗，直到她能支付治疗费用。错过的小节不会收费，但她不会错过任何她有能力支付的小节。我们都得明白和忍受，任何一个小节都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治疗。她会尽最大努力在那一周赚到足够的钱来进行一次或两次治疗（她很有天赋，也很精明，在没有失控的时候，她的收入记录非常好），但她已经逐渐认识到，她的生活最好是过一天算一天，如果我打算帮助到她，我也必须接受这一点。海伦娜的分析可能会一天一天的进行，或者根本不会开始，这是从三千多天前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她教会我的一门有用的人生课。
但是，在第一次探索性会谈中开始成形的计划让我感到不安。如果她发现自己无法支付治疗费用而当场终止治疗，我会作何感想？部分基于她向我描述的过去经历，我担心海伦娜会在困难或有希望的时刻，因为无法支付费用而损害她自己以及我们的工作。如果她在功能不良的某一周内没有挣到钱，就会立即导致治疗暂停，这会加剧她的失败感和羞耻感，从而导致更大的瘫痪，并有可能陷入到破坏性的自体状态之中，而这种状态已经成为她经历的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一起合作的前景并没有让我感觉到完全有责任，但我能感觉到一种束缚。她想和我一起工作，而我却感到既好玩又担心。我想象着自己不得不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做出选择：因为暂时的资金周转问题而让病人陷入困境；在分析过程中扮演一个角色，而我和病人发现自己陷入了相互毁灭的活现中，她认为是她负担不起的那些小节，导致我们走上了毁灭之路。在最初几天的治疗中，我们谈到了很多这些问题。
我从来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与病人合作过，事实上，当涉及到我自己的财务需求时，我更倾向于以一种更可预测的方式来安排我的业务和规划我的收入。然而，如果我想与这位病人合作，我就必须改变我的经营方式。我必须承受以新方式工作所带来的焦虑。于是我就这样做了，这些安排（关于付款和错过的治疗）最初是以一种相当具体的方式实施的，并没有过多地关注我们的选择所蕴含的意义和象征。当我们就治疗的基本规则达成一致后，海伦娜需要告诉我很多事情，是什么让她走到了人生的这一步。
通常在采用特殊框架的情况下，海伦娜治疗方式的某些方面有助于揭示她呈现的历史，以及移情-反移情领域不断变化的一些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们的工作中，共同创建的框架的特定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意义，进一步促进了对分析材料的探索，这些材料揭示了她的个人史的特征以及我们关系发展的特征。例如，治疗进行的第3 年，付款方式再次成为讨论的主题。对于一个难以亲近男性、性史中曾有相当多创伤的女性来说，每次治疗结束时的现金交换是一个微妙的动作。每次她递钱给我，我们彼此相距不过一两英寸，小心翼翼，但从未真正的肢体接触，这是一种复杂的身体和情感平衡的行为，最终引起了我们两人的兴趣，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以前从未讨论过的幻想材料，并将我们带入了意想不到的深度。
过去我们对这种时刻的微妙性的认识显然是相互割裂了的，而直到这个时刻，我们才有新的能力将与她的个人史呈现的一些方面和我们之间关系的演变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直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治疗进行了两年后，海伦娜发现她更喜欢我在月底给她开账单，于是她开始用支票付账，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标志。
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框架 "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点。虽然分析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实践中和象征意义上创造和代表一种具有清晰、安全边界的治疗结构，并在其中展开治疗过程。但与此同时，框架的建立也是治疗过程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框架的建立既是相对固定的、明确界定的容器，也是对移情-反移情要素、活现进行协商的出发点，并在主体间领域中修通这些活现的出发点。病人和分析师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他们之间关系正在形成的方式，都是通过建立他们共同工作的框架来表达和协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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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既定的精神分析过程的基本形式都是由框架定义的，通常由分析师以 "规则 "或 "政策 "的形式首先提出来，通常在分析开始的前几次治疗中以最明确的方式进行表述。框架的组成包含了多个安排，它们定义了分析的独特方式、功能和边界，将分析与其他类型的人际关系区分开来。虽然弗洛伊德从未使用过 "框架 "这一概念本身，而且对他发表的病例和病人报告的研究表明，在他自己的临床实践中，他采用了比他的理论所阐述的更灵活的技术方法，但传统精神分析的框架包括了弗洛伊德在他的技术论文中提出的许多要素。
弗洛伊德认识到在治疗初期建立框架的必要性，他将临床精神分析比喻为一盘国际象棋，其中开局的规则更系统的制定，比复杂得多的中局游戏更容易掌握。在中局中，棋局变得越来越微妙，成功的棋手越来越依赖经验、直觉和创造性来突破，而不是用先入为主的规则来推进棋局。
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师，就像国际象棋大师一样，对 "棋谱上的走法 "了如指掌，而且在分析师和患者通常扮演的不对称角色中，分析师承担着绝大部分责任，要牢记这些规则来管理治疗过程。(还应注意的是，无论是国际象棋还是精神分析，"书本上的棋步 "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技术上的创造性突破会带来理论上的革新，而理论的创新又会为技术带来新的可能性，最终带来新的改变，这个改变又被视为新的标准）。
同样重要的是，正如霍夫曼（Hoffman，1998）所指出的，时不时地抛开书本，以自发性和创造性来应对特定病人的独特特征，在直接经验中感受自己的方式，并摆脱可能已成为 "政策 "的约束和僵化。这种 "自由的行为"（另见 Symington, 1983）对分析师的技能至关重要，是高度个人化的，表达了分析师的个性以及他对病人的理解，是分析师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实上，我认为这些无赖的解释性时刻是治疗行动的核心所在。尽管弗洛伊德确实指出，主观因素会引导每位分析师对技术和精神分析情境的结构有所偏好，但至少在明确提出框架问题的传统美国分析师中，他们一直倾向于为精神分析设定一个相对固定的明确结构。罗伯特-兰斯（Robert Langs）或许是将框架作为明确参照点这一主题上说的最多的理论家，从他的观点来看，不变的框架必须由分析师积极设定和维护，把握分析的形式和结构，并仔细解读任何妥协带来的威胁。
在兰斯（1982 年）看来，改变框架、偏离经典技术（例如，进行非解释性干预或沉溺于无关或社交性言论，或任何形式的自我披露），都有可能产生他所说的与病人的 "错误结合"，并总是反映出分析师的干扰（反移情困难），病人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注意到这些干扰，并试图通过痊愈来应对，而这几乎总是有损于治疗过程和病人自身的最佳福祉。在这种模式中，自我揭露、非解释性参与形式，或对移情-反移情的各种活现都被视为具有破坏性，因为它们损害了传统框架中的匿名、中立和不满足原则--这些都是弗洛伊德式分析的关键要素。
框架隐喻的使用可能是1952年由艺术家/分析师马里昂.米尔纳（Marion Milner）引入精神分析话语的，唤起了对画框的联想。框架标志着框架内与框架外不同的现实，但时间空间框架也标志着精神分析治疗现实的特殊性。在精神分析中，正是这种框架的存在使得分析师称之为移情的创造性幻觉得以充分发展 [第 182 页]。
因此，在米尔纳的用法中，框架的创建代表了分析师在标记一种特殊空间的活动，在这种空间中，可能会出现某些不寻常的、典型的 "精神分析 "式的体验--用温尼科特的话来说，就是 "潜在空间"。卢瓦尔德（Loewald，1980 年）在阐述关于精神分析作为一门艺术的观点以及精神分析情境的幻想特性时，他将精神分析比作一门戏剧艺术，在这门艺术中，分析师和病人共同创造了一种幻觉，一出戏（第 355 页）。从某种意义上说，病人和分析师是这部作品的共同作者。如果分析工作被视为被分析师和病人共同塑造的艺术创作，那么框架或戏剧隐喻中的布景设计本身也是一种合作性的创造成果，病人和分析师相互配合、相互协作，运用材料的合理搭配，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愿景。正如卢瓦尔德（Loewald）的精辟论述：
在良好的分析小节的双向互动中，病人和分析师--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精神层面上--成为彼此的艺术家和彼此的媒介。对于作为艺术家的分析师来说，他的媒介就是他自己精神生活中的病人；而对于作为艺术家的病人来说，分析师就成了他的媒介。但是，作为活生生的人类媒介，他们都有自己的创造能力，因此他们本身都是创造者（第 369 页）。
无论是视觉还是戏剧，艺术隐喻都表明了"功能"，即共同创造性成果的实现是最重要的，而具体的、框架或布景的具体元素则是次要的，对治疗二人组创造的独特治疗愿景起着辅助作用。在任何特定的合作过程中，精神分析情境的规则、要素、形态和结构是什么，达成了最有力、最有效的治疗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任何一对精神分析合作者工作的核心。
事实上，形成框架的协商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潜在治疗行动的媒介，病人会发现一个可以协商的关系世界，或者发展协商的能力，这两者都会对人际关系和客体关系的改变产生影响(S.皮泽尔，个人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