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蒂文.塔布林（Steven Tublin ）博士翻译：顾薇巍（和光首届关系取向高阶(两年)训练项目学员）校对：龙晓凤（四川和光咨询师、和光首届关系取向高阶(两年)训练项目）
*本文经作者授权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翻译，供学习讨论使用。
StevenTublinPhD简介
StevenTublinPhDSteven Tublin博士是WAWI（威廉.阿兰森.怀特学院）的教师、培训分析师(TA)和督导分析师(SA)，纽约大学后期博士项目的教员，同时也是主体间心理学研究所的教员，拥有躯体体验法的实践资格证书，这是一种基于身体的方法，用于解决创伤。他撰写了多篇关于当代精神分析技术、在临床研究中使用音乐与文学，以及政治与精神分析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话题的文章。他的治疗方法结合了精神分析和躯体技术。作为教授、督导和临床工作者，Tublin博士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与临床经验。
（本文获得作者本人授权翻译）关键词：技术、规范、自由、关系的、惯例的、自发性。
关系取向理论家不愿意编撰技术规范，主张代之以宽泛的被许可的干预和较大程度的自由。然而，这样的立场与对结构和规范的需要相冲突，而结构和规范对开展一致的和有目标的分析治疗是必要的。本文回顾了四位有影响力的关系取向理论家试图弥合自由和规范之间张力的努力，以及隐性的精神分析共同体的规范（community norm）在塑造分析行为中的作用。他提出了一种基于治疗意图而非过时的客观正确性标准的关系技术概念化。关系取向技术的概念化建立在治疗意图上而不是过时的客观正确性的标准上。
在关系取向精神分析中，技术问题常常被视为即使不算有点污也还是有点不得体的话题。这个领域的知名理论家们更关心他们对关系本质和人际间体验的现象学的把握。正如米歇尔诙谐地指出的那样，技术变成了技术人员的事，它并不那么吸引人。当讨论关系取向的技术时，讨论往往也停留在负性一面,，也就是说理论家往往停留在技术限制——匿名、中立和节制的限制——这些早期的分析范式之中。关系取向理论家成功地争取到减少对分析师的自我表达和自我暴露的限制（见 Aron, 1996; Ehrenberg, 1992, 1995; Mitchell, 1997; Orange &Stolorow, 1998），给关系取向分析师创造了远超前辈分析师的更大的发挥自主性、即兴行为的空间（Ringstrom, 2001, 2007），也为分析时刻的创造性开创了更广泛的愿景。
然而技术需要被明确的部分（例如给该关系取向从业者在这种自由下该做什么的指导），仍然没有被持续阐明。对于这种规范的匮乏，有哲学的、实践的和政治的因素在其中，并且关系取向理论家自己也质疑是否可取或者甚至是否能够概括出一般的技术“规则”。
因此，在关系取向精神分析中，在根据某一具体临床时刻做出自由反应和开展一致的、有目的分析治疗所需的规范之间，持续存在着冲突。借此，我想讨论自由和规范之间的冲突，也同时讨论几位有影响力的关系取向理论家对解决冲突所做的努力。我的目的是强调在用于指导临床选择的规范还没有被明确阐述的情况下，无论是对临床工作者个人，还是更广泛的精神分析团体，继之而来的问题。我会聚焦在临床意图在形塑有意识的技术选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并且会重新思考专门的、有效的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自由和选择的重担还没有人为关系取向临床工作者做过类似格雷森 (Greenson)为弗洛伊德派所做的工作。格雷森简明地指出精神分析师所认为的心智的本质是什么以及神经症的根源，于此之上提出如何正确地开展精神分析。格雷森以今天难以想象的权威口吻将有抱负的分析师引入冲突的心灵世界、移情和阻抗的困境以及促进改变发生的最优的技术。
当然，没人会为了那些想要学习关系取向精神分析的学生而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首先，关系者们奉行激进的折衷主义，这就使他们无法舒服且一致地接受建立在一系列技术规范上的心理理论。关系取向临床工作者受益于后克莱因学派、后温尼科特学派、后科胡特学派、新沙利文主义、后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变化了的拉康学派所带来的革新。上世纪中叶的弗洛伊德学派，在选择靠近临床时刻的理论站位，以及如何参与到病人的世界中来，都面临严格的限制，而当代的关系主义者得到了群体的认可，可以从广泛的理论传统及其相应的技术中进行借鉴。
进一步说，关系理论充满着后现代敏感性，从客观的角度看，没有一个关于心智或者互动的理论以及与此对应的技术会被认为是“正确的”。关系取向分析师会自由地选择和切换隐喻框架，只要这个方向看起来对临床效果有益。因此，每时每刻的关系性参与展现出广泛的互动可能性，并不严格区分它们的效用（更不用提“正确性”）。现今所有精神分析学院都接纳一定程度的理论和技术的异质性，但是关系理论无偏见的多元主义创造出这样一个局面：分析师因面对广泛的技术选择而兴奋不已，亦或因为这种无限性而陷入恐慌。
让我们来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分析师意识到他和他的病人卡在了暂时还不明确走向的一种共演（enactment，又译为活现）当中，对于关系取向的分析师而言，可能性是无限的：他可以冒险地诠释为人际关系的混乱（例如：“我认为我陷入以一种类似于你父亲对待你的方式对待你”）；提供一个情感聚焦的共情性评论（例如：“你看起来越来越沮丧，我理解这有点吓到你”）；或者问一些聚焦在来访多方面体验的问题上：他正在想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在那一刻他有注意到分析师的一些什么，或者他是否也在困惑。
或者，分析师可以暴露他自己的一些体验，他（作者备注：解决性别代词问题的方法有很多，但没有一种能在文体上和政治上都达到要求。我的解决办法是在牺牲一点一致性：我把 “分析师 ”称为 “他”，因为我是男性，从我自己的主体中心概括感觉最舒服。我也使用男性代词来称呼患者，因为将患者称为女性会强化性别权力等级。）可以告诉病人他此刻的情感状态（例如：“无论什么时候谈起你叔叔我都有一种隐约的畏惧感”）；或者他可以谈论他自己的生活，他可以说一些类似这样的话“我知道这种感觉，我曾经体验过一次”，或者——为何不能说——“当我那样做的时候我的妻子也会很生气”。困惑的分析师可以直接承认：“我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或者，分析师可以抓住一点灵感，他可以描述他自己感到困惑的经验，冒一点险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看到了一个画面X，这个画面和你内在的经验有某些共鸣的地方吗？”(Bollas, 1987; Wilner, 1998, 1999)。
关系主义者认可和广泛接受在早期会被视为偏离恰当的技术——霍夫曼（Hoffman (1994, 1998, 2006, 2009）称之为“自发的非分析性参与”，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些所谓的偏差，使分析师能够、至少间歇性地以符合咨询室之外社会惯例的方式行动，但这仍然被认为是对可接受的精神分析技术的偏离。霍夫曼（1994）在一个如今具有标志性的临床片断中，给一位惊恐发作患者的内科医生打了电话；弗雷德里克森（Fredrickson，1990）写到对一位患者大喊大叫。玩笑、旁白和安慰——这些对于正统分析脚本的默默偏离，现在存在于大多数的关系取向治疗当中。
每种技术干预都有详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合理性。然而，在这众多的干预措施背后有一种意识：每种干预都是合理的，而它们来自于不同的甚至某些情况下互不相容的理论。这样的立场能够指导临床工作者区分来访的不同特点和互动，并且能够有不同的临床意图。举个例子，一个认为“抱持”对一些病人是必须的（例如Slochower,1996）关系理论家，可能就不赞同认为治疗行为主要是阐述经验的理论家(Stern,1983.1997)。一个认同艾伦伯格（Ehrenberg，1992)所倡导的在“亲密的边缘”工作，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强调与来访连接并且陪伴在这种高强度的情感活动中的临床工作者，就与那些治疗目的在于解构病人过于舒适的、封闭的生活叙事的医生所做的会非常不同(Levenson, 1988)。
这些临床工作者会用不同的概念进行操作：是什么造就了现在的这个人？是什么引起了他们的麻烦？治疗中的相遇意味着什么？以及，与本文的讨论最相关的问题是：他们应该为他们的病人做什么才能有效的增进病人的受益。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严格接受他们的治疗行动理论，就会使他们倾向于不同类型的人际互动，并因此产生不同的技术。
关系取向精神分析仍然面对着一个关键而又悬而未决的冲突：一方面是对理论和互动自由的追求，这是关系运动的决定性特征，另一方面是结构和规范的要求，这是精神分析作为雄心勃勃的治疗的实用性的要求。关系取向精神分析在会见病人的过程中历来看重多元性、开放性以及创造的灵活性。面对既有的实践限制强且过时的要求，关系取向的立场为给分析师提供了强有力的解毒剂。
但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大家也都认识到，仅仅是自发性、自由性、创造性或者游戏性，都不能使一周三次或者四次的更多对话成为精神分析。对话之所以能成为精神分析，在于建立在连续的治疗行动的理论基础上，这个理论决定了分析师的的临床意图，例如修通心理冲突，言语化未成形的经验，或者提供新的、发展性的关系体验，这些意图会明确了相应的技术行为，以及其它不主张的行为。
然而，自由只是方程式中的一部分。分析师必须做决定。他必须选择注意什么、如何发现意义，以及他必须怎么做才能对病人的效用最大化。我们可能会问这些决定是在什么基础上做出的？临床工作者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遵循了哪些规范？这些规范有多明确地被表达出来，又有多严格地被遵循呢？分析师所遵循的治疗行的理论和相对应的技术原则的阐明，构成了建立治疗行为规范的基础。这是一种品质，在资深的关系分析师对他们工作的描述中经常出现，但在关于分析实践的论述中却很少见。出于上述原因，在关于分析实践的论述中，重点一直放在放松约束上。连接理论和技术要找到能同时平衡技术自由和规范要求的分析立场是一个新的问题，精神分析范式发展到关系取向的转向之前，技术一直都是元心理学原则统治下关于心智和疾病理论的逻辑性必然产物。理论和技术是交织在一起的，理论指定合适的技术行动，技术行动的结果又反过来修正理论（Greenson, 1967; Hansell, 2008)。但是，技术规范很大程度上由病人心智和症状背后的心理动力的详细概念化所决定。技术也非常依赖于关于冲动和防御的理论对心理冲突的诠释，以及对于分析师话语的转化价值的深刻信念。
所以，如果一个分析师赞同世纪中叶经典元心理学理论，即驱力、防御和冲突定义了心理结构，且正确的诠释本身就非常具有转化作用，那么这个分析师的技术选择就会所剩无几。虽然大家会争论防御的本质，诠释防御的合适深度，或者揭示防御的理想方式是什么，但是分析师只要接受经典元心理学的前提假设，就必然遵循节制、中立和匿名的原则。因为该理论的逻辑结构要求就是这样的。
当理论和实践这样逻辑地联系起来，任何重要的涉及核心假设的变革都需要同等的技术立场上的转变。这一点可以在自体心理学的发展和变化中看到。自体心理学保留了客观确定性的经典模式，但是引入了全新的建构和过程：核心自体、自体客体、转换性内化，以及最显著的共情式同调，这些是重建受伤自体的核心。采用这些新建构的分析师并不比经典分析师更灵活。因为自体心理学详细的的理论框架为临床工作者设定了足够多的限制。接受元心理学逻辑就要求分析师共情地沉浸在病人的经验里，并且对自体客体移情进行诠释。
正像之前所指出的，关系世界里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多种关于心智和互动的理论并没有将临床工作者限制在某一特殊的技术行为里。不愿意阐明关系取向技术的脉络来自于多种原因，最重要的争论就是后现代理论和诠释学立场对分析师权威的质疑，质疑这种权威的全知全能和它所宣称的客观性。随着关系理论的发展，它越来越强调分析相遇的多元性、多元的诠释框架、我们对话和处理的多重自体状态、病人和二元关系经验的多重意义。一言以蔽之，这一切让传统中追求单一的、正确的技术成为了问题。
关系取向理论家提倡的第二个假设是强调每一个分析治疗的原生的独特性，这就进一步弱化了技术的程式化。关系主义者对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看似还原论退避三舍，同时保留了沙利文对个体发展中细节的颂扬。在此基础上关系主义者强调的独特性不仅仅是病人的独特性，还包括分析师的独特性，他们持续重视两人模式及其独特性(Levenson, 1972; Mitchell 1993, 1997; Wolstein,1994).。对于每一个分析情境独特性的重视，会让分析师在每一个新的分析中只持有一系列临床判断，这也挑战了一般性的技术方法。
同时，共演（活现）的概念被现代精神分析世界普遍接受，关系学派也拥抱这一概念，并且进一步使既定的技术更为复杂。共演概念的普遍存在，暗含着在任何分析交流过程中，无论分析师用多么清醒的头脑想象自己，他仍然会参与到自己和/或病人的人际图式所驱动的动力过程中(Levenson, 1972, 1983)。并且，最关键的是这个过程被认为是在无觉察中进行的，互动存在于没有被成形的状态中，对其进行表达就是精神分析过程的核心(Bass, 2003; Black, 2003; Bromberg, 1998, 2006; Chused, 2003; Hirsch, 1998; Jacobs, 1986, 2001; Maroda, 1991, 1999; Stack, 1998; Stern, 1997, 2003, 2004)。因此，在关系取向范式中，每一刻的参与都被参与双方所形塑，并且双方只是部分地理解(Bass, 2003; Renik,1993; Stack, 1998)。分析师可能大体地知道分析的概貌，但是不会知道当下的这个分析需要去到哪里。精神分析中的相遇可以被理解为伴随着这个过程的展开而持续地试图去理解它的过程。因此，用日益流行的动力系统理论的语言来说，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双方的模式和议题都是新出现的(Galatzer-Levy, 2002, 2004; Harris,2005; Piers 2005, 2007, Seligman, 2005; Boston Change Process Study Group,1998, 2002, 2005)。即是说，有意义的二元互动特色，表面上会导向病人更丰富更美好的生活，但是这不可能由两个孤立的个体特质来实现。精神分析是合作的产物，当且仅当它的形势变得明朗，甚至只是暂时的，也在等待着下一个即将新出现的特点以及增加了的互动的复杂性。
当代关系取向临床工作者因此非常适应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在分析师进行阐释、共情、谨慎地自我暴露或者思绪飘忽时，他也是在参与一场不确定的人际情绪风险的二重奏，其中的意义常常被解离掉了，并不能被他或者病人触及。如果一个人能够接受当他在说话的时候他也是在行动(Austin, 1962; Greenberg, 1996; Searle, 1969)，以及一个人可能在与自我觉察有很大鸿沟的情况下行动，他就不得不怀着某种怀疑的态度来看待有意识选择的治疗意图及其支持技术。现在的分析师生活在一个无法破译的谜团当中：他已经不能带着肯定说他知道他实际在做什么，也不能肯定地知道他为什么做他现在正在尝试做的事情。在这样的框架之下，至少以任何狭义的、程式化的方式描述分析师应该做什么，似乎是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