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heguang

作者：Anthony Bass Ph.D
翻译：李思源（和光首届关系取向高阶(两年)训练项目学员）
校对：龙晓凤（四川和光咨询师、和光首届关系取向高阶(两年)训练项目）（本文发表于(2007). Psychoanalytic Dialogues, 17:1-27，经作者授权四川和光翻译，供学习讨论使用）。

Anthony Bass Ph.D
斯蒂芬·米切尔关系研究中心创始人、负责人；纽约大学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博士后项目的副教授和督导分析师(SA)；哥伦比亚大学精神分析培训和研究中心的教师、培训分析师(TA)和督导分析师(SA)。
此外，他还在许多其他培训项目和机构担任教员和监督，包括当代心理治疗研究所、NIP国家培训项目、费城关系精神分析研究所和曼哈顿精神分析研究所。他是密歇根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客座教授。他是《精神分析对话:国际关系视角杂志》编委会的创始成员，担任主编12年，现在是名誉编辑。他也是纽约桑德尔·费伦齐中心的董事会成员。他在美国和欧洲讲授并领导临床研讨会和研究小组，重点是Ferenczi的工作，分析关系，患者和分析师之间的无意识沟通，以及当代关系技术中反移情的表达和隐含使用。

■■■引言■■■
我从主体间和关系取向的角度来重新考虑精神分析框架的功能和结构。分析性框架意味着在实践中和象征意义上创造并代表一种具有清晰、安全边界的治疗结构，治疗过程在其中得以展开。在我看来，框架的建立同时是治疗过程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反映了病人和分析师双方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方方面面。
我将探讨这一悖论及其对实践和理论的影响。在对框架的功能进行理论分析时，我借鉴了戈夫曼的框架理论、贝特森的人类学和伦理学研究、费伦茨关于技术弹性的观点以及一些当代关系理论家的观点。我将用几个临床案例来说明分析框架的新视角，即分析框架是共同创造的，是与语境相关的，反映了精神分析情境的多变性和每对二元组合的独特性 。

对 "精神分析框架 "的考虑，通常是指 "游戏规则"，尤其是那些分析过程的启动、边界界定，并提供结构的规则。本文的早期版本曾在 2005 年 IARPP 罗马会议上发表，题为 "无意识的体验：关系视角"（意大利罗马）。

下面的片断将呈现一个特定框架的塑造和重塑过程的复杂性与不断演变的特点，为持续多年变化的分析提供足够全面的背景。妮可，一位引人注目的年轻女性几年前开始接受治疗。她最近刚搬到纽约，在最初的电话交谈中，她让我知道，她从我的声音中（准确地）听出了我对是否可以开始治疗新病人的不确定性，她在时间上可以非常灵活，我的收费也不是问题。她之所以急于与我合作，是因为一位可信赖的朋友强烈推荐我，还告诉她，我通常很忙，可能没有时间，所以她想让我知道，与她合作是值得的。
妮可分析框架中的几个元素在咨询初期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并很快在我们共同的精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发挥作用，这就是后来对金钱、界限、剥削、控制、需求和权力的作用的广泛探索。在第二次咨询里，她报告了一个色情梦，梦中我公开地以一个工人的身份出现在她的公寓里，她付钱让我和她做爱。她明确表示，她很容易 "付诸行动"，而传统的治疗框架在过去已经束缚不住她了。她曾与一位前任治疗师有过一段婚外情，据她自己说，这段婚外情是她主动提出的，她说这段婚外情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困扰，更不用说创伤了。
出乎意料的是，她似乎把这次经历看成是相当积极的，没有任何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任何背叛感，尽管后来发现她自己也曾多次利用性来背叛她的伴侣。事实上，我对这种情况明显的紧张态度，以及我向她澄清我的分析工作方法不包括这些，让她变得不耐烦和沮丧。
她的框架和我的框架经常明显不一致，导致了早期治疗中的冲突，不时会带来令人不安的影响。有一天，我被她的到来弄蒙了，打开房门时什么都没有，只看到一个个光点，我惊呆了，不知道怎么了，也很不安，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她进房间时用闪光灯给我照了相。她告诉我她打算使用这张照片，这样晚上躺在床上，当她感到压力和孤独时，她就可以看着这张照片抚慰自己。她可以用它来帮助入睡。她觉得，我以这种非常具体的形式出现会给她带来必要的安慰，比吃安定片要好。我对她拍下我的照片的反应并不那么热情，这让她感到困惑，更多的是受伤，因为这是单方面的行为，既没有经过协商，也没有经过讨论。她不确定我的困难是否源于我们之间的个人差异，或者是我对分析的看法，又或者我觉得她只是在 "付诸行动"。就像我最初在电话里的矛盾情绪一样，我的反应让她觉得她爱我多于我爱她，她更需要我，这是她在恋爱中经常感受到的体验。
我们已经商定开始每周三次的分析，虽然她很容易负担得起我的费用，但她对在自己身上花这么多钱有些担心。她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拥有可观的经济来源，生活方式包括昂贵的公寓和度假屋，但她在最初的自我反思中提出了一个悖论，那就是尽管拥有巨大的资源和消费，她却很难花几百美元买一个自己喜欢的手提包。虽然她非常富有，但她认为自己不配为自己花钱，因为她没有赚到钱，她不认为这些钱是她可以花的。尽管如此，她还是同意支付我的费用。
然而，当我们试图为错过的治疗做出安排时，出现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她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度假胜地都有房子，每次都喜欢在那些地方住上几个星期。当我告诉她我一般会对错过的治疗收费时，她让我知道这样的设置对她来说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说她 "负担不起"，而是从心理上讲，为她已经错过的一次治疗付费无异于雪上加霜，就像错过了两次治疗一样。错过一次已经很糟糕了。这种担忧成为她探索自己多少有些被解离掉的能动性的契机，因为她很难完全认同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她愿意，她可以选择留在纽约参加治疗。她的旅行计划早已由半个她制定好了，但另外半个她有着完全不同的需求，对于错过的会谈会感到无比懊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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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她的经历，把握与“选择”旅行相关的痛苦含义，并承认以支付给我的形式错过的小节(以及我错过的收入和经济需求)，这些努力并没有让我们走得太远，只是突出了她经历中的一些解离性特征的某些方面。用布罗姆伯格（Bromberg，1998 年）的话来说，她很难呆在失去治疗、她需要离开的现实和冲击（也许还有分析师的经济需求）的空间里。当我们考虑我们的选择时，我觉得我们面临一个可能的僵局。为了配合她的旅行计划，我不喜欢每次为她开放几个星期的时间，她也无法忍受为那些她因为“不得不错过”而已经“买单（损失）”的治疗再付钱。

我感到很为难，虽然暂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觉得有必要划清界限，坚持我通常希望病人为缺席的治疗付费，这可能会在工作开始之前，在我们双方处于理解我们可能会活现什么之前，就有工作终止的风险。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不舒服(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之后，她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建议，一个我在前15年的实践中从未遇到过的建议。如果她知道自己要离开，她能在离开前几周安排额外的治疗吗?
在我们探讨了这一安排的具体可行性以及对她具有的细微差异的意义后，开始形成了以下的提案。因为她经常会一次离开几个星期，在离开前的一两周里补上那么多小节是不现实的。因此，她建议说，我们可以每周见四次，而不是三次，每周的第四次治疗可以用作补回未来错过的小节。在这种安排下，在技术上她仍是参加每周三次的分析，但她为将来的缺席储备了的弥补的小节。
我有几小时的空闲时间，同意了这一安排，但在改变之前和之后，我都和她一起对我们的新方法的一些意义和感受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她提前安排的治疗是否提供了一个神奇的解决方案，是针对她的丧失感还是因为错过一些事情产生的很糟糕的感受？我们的安排是否意味着她不必感受到这些感觉，她不必为自己选择旅行和错过治疗而负责，或者她可以避免因我的贪婪和固执而对我感到愤怒？这是否让我不再觉得我在剥削她，因为我向她收取了那么多她没来却要支付的费用，为我强制执行了单方面的带薪休假政策，而我却暗地里乐此不疲？这是否意味着我可以避免因向她收取许多她没来的治疗费用而感到内疚，或者我可以避免成为她愤怒和失望的对象，剥夺她表达这种情绪的机会？我们是否共谋地解离掉那些在她离开的几周里，把 "额外 "的治疗当作替代时可能会涌现的感受，而不是完全面对和承认我们每周进行四次分析的现实？在这些探索中，我发现了很多问题，但我也感觉到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尽管如此，当时我并不觉得她的建议--用费伦茨的准则来说--比我偏好的方法更站得住脚，而我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理由拒绝她的要求。她似乎对我认真对待她在这件事上的经验和建议感到高兴和惊讶，分析工作继续进行，当然包括对我们谈判方式的体验进行一些持续的探索，并解决了一个看似困难的问题。她很感动，觉得我在认真对待她的需求，而且我可以根据她的创造性解决方案来修改我的方法，对此她感到非常自豪和感激。她很高兴自己能够提供一个我们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这让我想起了她过去找到的其他成功解决方案，并对其进行了分析，她还向我讲述她的创造力在成功的商业冒险中的表现形式，并探索了近年来她的创造性自信是如何消失的。当她体验到她能得到她所需要的东西，并积极参与协商一个可能对她有利的解决方案是多么不寻常的经历时，她的快乐被强烈的悲伤所取代。
几年后，我们的工作加深了。妮可开始觉得这种安排对她不再合适。毕竟，她现在很清楚，每周四次的分析才是她所需要和期待的。在现在看来，每周三次的形式显然是一种假象，再加上补回的那一节，这样的安排已经站不住脚了。每周少于四节的分析已经不能满足她的需要，所以现在第四节治疗也不能作为找补小节了。这样对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她想知道是否可以开始每周来五次，第五次作为找补，但这对我们来说都不太合适，也没有必要。现在，她更多地选择呆在纽约，以避免错过治疗，而且我们的关系已经发展新的状态，错过治疗也不再激发起她过去那样的焦虑，因此我们商定，现在她将按照我的惯例为错过的治疗付费。
这种方法在一段时间内很有效，但后来我们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她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频繁地缺席治疗，而我由于临床工作非常繁忙，很少能为她补上；在她唯一没有其他安排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当她意识到我的想法是在我们未见面的日子里补上缺席的治疗时，她对框架的另一个固定的特点——一天一次的会面——提出了质疑。我从未想过要在同一天与同一个病人会面两次，除非病人有特殊需要或面临着危机，条件允许时偶尔也会进行两次会面，而这个第二次会面似乎是至关重要的。她提出一天两次的治疗与连续两天进行的两次治疗对她同样有用，针对这个建议，当有时间的时候我们确实尝试过几次。结果证明，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如果没有她的直接干预，我绝不会想到这种方法，后来我也将这种方法纳入了我的临床方案中。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解决方案也往往无法安排，她又因为我无法提供补上的小节而感到不安。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其实根本不是钱的问题。她意识到，我的 "只要有可能，我就会给她补上缺席的咨询 "的政策让她感到心动。我们是通过她与一个姐姐（后来还有她父亲）的联系发现这一点的，她的姐姐总是承诺以各种方式陪伴她，但在紧要关头也总是让她失望。
这个问题在移情-反移情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妮可表示有兴趣参加一个绘画班，但这个班会影响到她的一个小节，大约一个月有一次。她希望能定期更改一次治疗的时间，这样她就可以去上课了，但没有其他时间可以选择。当我们探讨这种情况时，她对自己将再次面临失去固定的一小时而感到越来越苦恼。也许她会放弃这门课（我希望她不会这样做），或者完全放弃这节治疗（原因似乎很复杂，而且过于决绝）。经过几节对问题及其意义的探讨，我抓住了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遇到的几个障碍中的一个，最终我说："好吧，如果在那个特定的活动中，我不收取你为参加课程而错过的小节的费用，你会有什么感觉？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显然这本身就是一个反移情盲点，因为回想起来，我惊讶于自己的惊讶），这远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因为她马上意识到，每月左右她就必须在上课和我们的治疗之间做出选择，并经历放弃其中一个的痛苦。无论哪种选择都会让她扫兴。如果她选择了去上课，她就会因为对治疗的丧失感而无法从课堂上获得更多，反之亦然。无论哪种情况，她都会被诱惑着、感到沮丧，并最终因这种牺牲感到悲伤。我有意识地想采取一种灵活的解决方案来满足我们双方的需求（我很高兴偶尔能有一个小时的开放时间），但结果却变得更为复杂，这使得移情-反移情未被关注的方面、丧失的事实以及她不可避免的哀悼都成为了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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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觉得我提出的解决方案很诱人，也很让她沮丧，并表示希望我干脆不要再试图补上治疗了，这是我的 "政策 "中最令人讨厌的部分，而且与其为错过的治疗收费，不如干脆提高我的收费，这样经济上不再是个负担了。她建议我涨价，这使我开始关注另一个我一直回避的复杂问题。她的建议让我开始意识到，我确实有一段时间没有给她涨价了，因为新病人和其他长程病人的收费实际上都提高了。我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很犹豫给她涨价，但在我们探讨这种情况的体验时，我确实向她透露，我其实很想提高她的费用，但这并不能解决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错过治疗的问题。

在透露我推迟给她涨价后，引起了一个似乎对她的那些方法最具揭露性的探索，她认识到，她提出的那些微妙建议，可能会阻碍我对她涨价。她还假设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提涨价，可能是因为每周四次治疗的全额收费意味着她每个月都要付给我一大笔钱，我可能会犹豫是否要创造一种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觉得自己的收入要如此依赖于这一个病人。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一个耐人寻味且相当合理的分析。但她也认为，我不给她涨价的压力的半下意识反应，反映了我对她的关心。我们在这个时候相互分析的结果是，她同意了费用的变化，并且能够将费用变化的意义与如何处理缺席治疗的问题区分开来。但随着工作的进行，这个活现的其他维度又成为了焦点，随后我们又对各种形式的相互关心、控制、暗示、挑逗、依赖和丧失进行了更多的工作。对所有这些主题的探索，在移情-反移情领域，以及分析之外的其它地方，将她的生活与我来回地编织在一起。
在同一时期，这些变化以及围绕这些变化所开展的工作，引导我更多地思考我们如何才能获得复杂的活现的意义，以及在分析情境中流动和可变的框架下获得治疗收益的潜力，这时，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时刻发生了，这让我想到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当我的病人躺在沙发上，凝视着她面前墙上的画——一幅画展示了走廊上的几扇不同的门，有的微微敞开，有的紧闭，还有的模棱两可——她突然说："那幅画的画框是新的吗？画框好像不一样了"。我问：“什么意思？”“它好像轻了一些，一直都是这种轻木头吗？”我以前从没注意到这一点。我知道那幅画和相框我已经看过无数次了，但不知怎么的，现在它好像和那幅画不太搭了。"
事实上，这次互动发生在我们工作的某个时刻，在这个时刻，关于错过治疗的特殊安排以及如何处理它们，在她感觉里已经不再是完全正确的。她把这种感觉投射到了我们面前的字面意义的画框上，而这个画框从几年前我们开始工作时就一直挂在墙上，这成了一个切入点，即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什么样的画框最适合我们的照片。当我意识到我们设置中的有些部分，我们也许已经长大，它似乎不再适合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妮可对此感到非常欣慰，并且觉得我理解了她的一些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几天后，她再次看到这张照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前，这幅画框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画框与画作之间的不匹配，由此可以进行探讨，这不仅仅是因为在一个秋天下午，在她的治疗过程中，因为光影的变化而产生的具体错觉，而是我们工作的一种象征性表现，这似乎与她身上发生的变化有关，她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和灵活性。她还相信，我与她的工作也反映了我的变化。她花了一些时间列举了她看到的我的变化和成长的方式，以及她对这些变化的贡献。在结束分析后的最初几年里，在她写给我的其中一封信中，她告诉我，她的生活过得很好，她结婚了，很幸福，并认为我们的工作在很多方面帮助了她。但她也观察到，其中有一件特别有帮助的事情是，她觉得我也变了，并且她对我人格的洞察也在某些方面帮助了我。
每次分析都有无数条未走的路，当然，我们工作的现实之一是，我们不可能知道任何分析关系在不同的选择下会如何演变。在每一次有价值的分析中，参与者双方都会因为遇到彼此而在分析之路上发生改变。妮可表示，她与我的分析，以及在工作的不同阶段的框架的变化，比她过去的许多治疗工作所达到的体验可能都更加深刻、更具变革性。根据我在这些长期分析关系中对我自己和病人的发现，为了促进关系的持续发展和协商、以框架的弹性和灵活性原则为指导的分析，似乎为双方的个人转变提供了最大的机会。我相信，在框架协商的表面，各种各样的内在和主体间元素的深度巩固，正在被打造、处理和再创造，最终使参与者双方都受益。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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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蒂文.塔布林（Steven Tublin ）博士翻译：顾薇巍（和光首届关系取向高阶(两年)训练项目学员）校对：龙晓凤（四川和光咨询师、和光首届关系取向高阶(两年)训练项目）
*本文经作者授权四川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翻译，供学习讨论使用。

StevenTublinPhD简介

StevenTublinPhDSteven Tublin博士是WAWI（威廉.阿兰森.怀特学院）的教师、培训分析师(TA)和督导分析师(SA)，纽约大学后期博士项目的教员，同时也是主体间心理学研究所的教员，拥有躯体体验法的实践资格证书，这是一种基于身体的方法，用于解决创伤。他撰写了多篇关于当代精神分析技术、在临床研究中使用音乐与文学，以及政治与精神分析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话题的文章。他的治疗方法结合了精神分析和躯体技术。作为教授、督导和临床工作者，Tublin博士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与临床经验。

（本文获得作者本人授权翻译）关键词：技术、规范、自由、关系的、惯例的、自发性。

关系取向理论家不愿意编撰技术规范，主张代之以宽泛的被许可的干预和较大程度的自由。然而，这样的立场与对结构和规范的需要相冲突，而结构和规范对开展一致的和有目标的分析治疗是必要的。本文回顾了四位有影响力的关系取向理论家试图弥合自由和规范之间张力的努力，以及隐性的精神分析共同体的规范（community norm）在塑造分析行为中的作用。他提出了一种基于治疗意图而非过时的客观正确性标准的关系技术概念化。关系取向技术的概念化建立在治疗意图上而不是过时的客观正确性的标准上。

在关系取向精神分析中，技术问题常常被视为即使不算有点污也还是有点不得体的话题。这个领域的知名理论家们更关心他们对关系本质和人际间体验的现象学的把握。正如米歇尔诙谐地指出的那样，技术变成了技术人员的事，它并不那么吸引人。当讨论关系取向的技术时，讨论往往也停留在负性一面,，也就是说理论家往往停留在技术限制——匿名、中立和节制的限制——这些早期的分析范式之中。关系取向理论家成功地争取到减少对分析师的自我表达和自我暴露的限制（见 Aron, 1996; Ehrenberg, 1992, 1995; Mitchell, 1997; Orange &Stolorow, 1998），给关系取向分析师创造了远超前辈分析师的更大的发挥自主性、即兴行为的空间（Ringstrom, 2001, 2007），也为分析时刻的创造性开创了更广泛的愿景。

然而技术需要被明确的部分（例如给该关系取向从业者在这种自由下该做什么的指导），仍然没有被持续阐明。对于这种规范的匮乏，有哲学的、实践的和政治的因素在其中，并且关系取向理论家自己也质疑是否可取或者甚至是否能够概括出一般的技术“规则”。

因此，在关系取向精神分析中，在根据某一具体临床时刻做出自由反应和开展一致的、有目的分析治疗所需的规范之间，持续存在着冲突。借此，我想讨论自由和规范之间的冲突，也同时讨论几位有影响力的关系取向理论家对解决冲突所做的努力。我的目的是强调在用于指导临床选择的规范还没有被明确阐述的情况下，无论是对临床工作者个人，还是更广泛的精神分析团体，继之而来的问题。我会聚焦在临床意图在形塑有意识的技术选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并且会重新思考专门的、有效的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自由和选择的重担还没有人为关系取向临床工作者做过类似格雷森 (Greenson)为弗洛伊德派所做的工作。格雷森简明地指出精神分析师所认为的心智的本质是什么以及神经症的根源，于此之上提出如何正确地开展精神分析。格雷森以今天难以想象的权威口吻将有抱负的分析师引入冲突的心灵世界、移情和阻抗的困境以及促进改变发生的最优的技术。

当然，没人会为了那些想要学习关系取向精神分析的学生而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首先，关系者们奉行激进的折衷主义，这就使他们无法舒服且一致地接受建立在一系列技术规范上的心理理论。关系取向临床工作者受益于后克莱因学派、后温尼科特学派、后科胡特学派、新沙利文主义、后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变化了的拉康学派所带来的革新。上世纪中叶的弗洛伊德学派，在选择靠近临床时刻的理论站位，以及如何参与到病人的世界中来，都面临严格的限制，而当代的关系主义者得到了群体的认可，可以从广泛的理论传统及其相应的技术中进行借鉴。
进一步说，关系理论充满着后现代敏感性，从客观的角度看，没有一个关于心智或者互动的理论以及与此对应的技术会被认为是“正确的”。关系取向分析师会自由地选择和切换隐喻框架，只要这个方向看起来对临床效果有益。因此，每时每刻的关系性参与展现出广泛的互动可能性，并不严格区分它们的效用（更不用提“正确性”）。现今所有精神分析学院都接纳一定程度的理论和技术的异质性，但是关系理论无偏见的多元主义创造出这样一个局面：分析师因面对广泛的技术选择而兴奋不已，亦或因为这种无限性而陷入恐慌。

让我们来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分析师意识到他和他的病人卡在了暂时还不明确走向的一种共演（enactment，又译为活现）当中，对于关系取向的分析师而言，可能性是无限的：他可以冒险地诠释为人际关系的混乱（例如：“我认为我陷入以一种类似于你父亲对待你的方式对待你”）；提供一个情感聚焦的共情性评论（例如：“你看起来越来越沮丧，我理解这有点吓到你”）；或者问一些聚焦在来访多方面体验的问题上：他正在想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在那一刻他有注意到分析师的一些什么，或者他是否也在困惑。

或者，分析师可以暴露他自己的一些体验，他（作者备注：解决性别代词问题的方法有很多，但没有一种能在文体上和政治上都达到要求。我的解决办法是在牺牲一点一致性：我把 “分析师 ”称为 “他”，因为我是男性，从我自己的主体中心概括感觉最舒服。我也使用男性代词来称呼患者，因为将患者称为女性会强化性别权力等级。）可以告诉病人他此刻的情感状态（例如：“无论什么时候谈起你叔叔我都有一种隐约的畏惧感”）；或者他可以谈论他自己的生活，他可以说一些类似这样的话“我知道这种感觉，我曾经体验过一次”，或者——为何不能说——“当我那样做的时候我的妻子也会很生气”。困惑的分析师可以直接承认：“我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或者，分析师可以抓住一点灵感，他可以描述他自己感到困惑的经验，冒一点险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看到了一个画面X，这个画面和你内在的经验有某些共鸣的地方吗？”(Bollas, 1987; Wilner, 1998, 1999)。
关系主义者认可和广泛接受在早期会被视为偏离恰当的技术——霍夫曼（Hoffman (1994, 1998, 2006, 2009）称之为“自发的非分析性参与”，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些所谓的偏差，使分析师能够、至少间歇性地以符合咨询室之外社会惯例的方式行动，但这仍然被认为是对可接受的精神分析技术的偏离。霍夫曼（1994）在一个如今具有标志性的临床片断中，给一位惊恐发作患者的内科医生打了电话；弗雷德里克森（Fredrickson，1990）写到对一位患者大喊大叫。玩笑、旁白和安慰——这些对于正统分析脚本的默默偏离，现在存在于大多数的关系取向治疗当中。

每种技术干预都有详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合理性。然而，在这众多的干预措施背后有一种意识：每种干预都是合理的，而它们来自于不同的甚至某些情况下互不相容的理论。这样的立场能够指导临床工作者区分来访的不同特点和互动，并且能够有不同的临床意图。举个例子，一个认为“抱持”对一些病人是必须的（例如Slochower,1996）关系理论家，可能就不赞同认为治疗行为主要是阐述经验的理论家(Stern,1983.1997)。一个认同艾伦伯格（Ehrenberg，1992)所倡导的在“亲密的边缘”工作，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强调与来访连接并且陪伴在这种高强度的情感活动中的临床工作者，就与那些治疗目的在于解构病人过于舒适的、封闭的生活叙事的医生所做的会非常不同(Levenson, 1988)。

这些临床工作者会用不同的概念进行操作：是什么造就了现在的这个人？是什么引起了他们的麻烦？治疗中的相遇意味着什么？以及，与本文的讨论最相关的问题是：他们应该为他们的病人做什么才能有效的增进病人的受益。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严格接受他们的治疗行动理论，就会使他们倾向于不同类型的人际互动，并因此产生不同的技术。

关系取向精神分析仍然面对着一个关键而又悬而未决的冲突：一方面是对理论和互动自由的追求，这是关系运动的决定性特征，另一方面是结构和规范的要求，这是精神分析作为雄心勃勃的治疗的实用性的要求。关系取向精神分析在会见病人的过程中历来看重多元性、开放性以及创造的灵活性。面对既有的实践限制强且过时的要求，关系取向的立场为给分析师提供了强有力的解毒剂。

但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大家也都认识到，仅仅是自发性、自由性、创造性或者游戏性，都不能使一周三次或者四次的更多对话成为精神分析。对话之所以能成为精神分析，在于建立在连续的治疗行动的理论基础上，这个理论决定了分析师的的临床意图，例如修通心理冲突，言语化未成形的经验，或者提供新的、发展性的关系体验，这些意图会明确了相应的技术行为，以及其它不主张的行为。

然而，自由只是方程式中的一部分。分析师必须做决定。他必须选择注意什么、如何发现意义，以及他必须怎么做才能对病人的效用最大化。我们可能会问这些决定是在什么基础上做出的？临床工作者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遵循了哪些规范？这些规范有多明确地被表达出来，又有多严格地被遵循呢？分析师所遵循的治疗行的理论和相对应的技术原则的阐明，构成了建立治疗行为规范的基础。这是一种品质，在资深的关系分析师对他们工作的描述中经常出现，但在关于分析实践的论述中却很少见。出于上述原因，在关于分析实践的论述中，重点一直放在放松约束上。连接理论和技术要找到能同时平衡技术自由和规范要求的分析立场是一个新的问题，精神分析范式发展到关系取向的转向之前，技术一直都是元心理学原则统治下关于心智和疾病理论的逻辑性必然产物。理论和技术是交织在一起的，理论指定合适的技术行动，技术行动的结果又反过来修正理论（Greenson, 1967; Hansell, 2008)。但是，技术规范很大程度上由病人心智和症状背后的心理动力的详细概念化所决定。技术也非常依赖于关于冲动和防御的理论对心理冲突的诠释，以及对于分析师话语的转化价值的深刻信念。

所以，如果一个分析师赞同世纪中叶经典元心理学理论，即驱力、防御和冲突定义了心理结构，且正确的诠释本身就非常具有转化作用，那么这个分析师的技术选择就会所剩无几。虽然大家会争论防御的本质，诠释防御的合适深度，或者揭示防御的理想方式是什么，但是分析师只要接受经典元心理学的前提假设，就必然遵循节制、中立和匿名的原则。因为该理论的逻辑结构要求就是这样的。

当理论和实践这样逻辑地联系起来，任何重要的涉及核心假设的变革都需要同等的技术立场上的转变。这一点可以在自体心理学的发展和变化中看到。自体心理学保留了客观确定性的经典模式，但是引入了全新的建构和过程：核心自体、自体客体、转换性内化，以及最显著的共情式同调，这些是重建受伤自体的核心。采用这些新建构的分析师并不比经典分析师更灵活。因为自体心理学详细的的理论框架为临床工作者设定了足够多的限制。接受元心理学逻辑就要求分析师共情地沉浸在病人的经验里，并且对自体客体移情进行诠释。

正像之前所指出的，关系世界里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多种关于心智和互动的理论并没有将临床工作者限制在某一特殊的技术行为里。不愿意阐明关系取向技术的脉络来自于多种原因，最重要的争论就是后现代理论和诠释学立场对分析师权威的质疑，质疑这种权威的全知全能和它所宣称的客观性。随着关系理论的发展，它越来越强调分析相遇的多元性、多元的诠释框架、我们对话和处理的多重自体状态、病人和二元关系经验的多重意义。一言以蔽之，这一切让传统中追求单一的、正确的技术成为了问题。

关系取向理论家提倡的第二个假设是强调每一个分析治疗的原生的独特性，这就进一步弱化了技术的程式化。关系主义者对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看似还原论退避三舍，同时保留了沙利文对个体发展中细节的颂扬。在此基础上关系主义者强调的独特性不仅仅是病人的独特性，还包括分析师的独特性，他们持续重视两人模式及其独特性(Levenson, 1972; Mitchell 1993, 1997; Wolstein,1994).。对于每一个分析情境独特性的重视，会让分析师在每一个新的分析中只持有一系列临床判断，这也挑战了一般性的技术方法。

同时，共演（活现）的概念被现代精神分析世界普遍接受，关系学派也拥抱这一概念，并且进一步使既定的技术更为复杂。共演概念的普遍存在，暗含着在任何分析交流过程中，无论分析师用多么清醒的头脑想象自己，他仍然会参与到自己和/或病人的人际图式所驱动的动力过程中(Levenson, 1972, 1983)。并且，最关键的是这个过程被认为是在无觉察中进行的，互动存在于没有被成形的状态中，对其进行表达就是精神分析过程的核心(Bass, 2003; Black, 2003; Bromberg, 1998, 2006; Chused, 2003; Hirsch, 1998; Jacobs, 1986, 2001; Maroda, 1991, 1999; Stack, 1998; Stern, 1997, 2003, 2004)。因此，在关系取向范式中，每一刻的参与都被参与双方所形塑，并且双方只是部分地理解(Bass, 2003; Renik,1993; Stack, 1998)。分析师可能大体地知道分析的概貌，但是不会知道当下的这个分析需要去到哪里。精神分析中的相遇可以被理解为伴随着这个过程的展开而持续地试图去理解它的过程。因此，用日益流行的动力系统理论的语言来说，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双方的模式和议题都是新出现的(Galatzer-Levy, 2002, 2004; Harris,2005; Piers 2005, 2007, Seligman, 2005; Boston Change Process Study Group,1998, 2002, 2005)。即是说，有意义的二元互动特色，表面上会导向病人更丰富更美好的生活，但是这不可能由两个孤立的个体特质来实现。精神分析是合作的产物，当且仅当它的形势变得明朗，甚至只是暂时的，也在等待着下一个即将新出现的特点以及增加了的互动的复杂性。

当代关系取向临床工作者因此非常适应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在分析师进行阐释、共情、谨慎地自我暴露或者思绪飘忽时，他也是在参与一场不确定的人际情绪风险的二重奏，其中的意义常常被解离掉了，并不能被他或者病人触及。如果一个人能够接受当他在说话的时候他也是在行动(Austin, 1962; Greenberg, 1996; Searle, 1969)，以及一个人可能在与自我觉察有很大鸿沟的情况下行动，他就不得不怀着某种怀疑的态度来看待有意识选择的治疗意图及其支持技术。现在的分析师生活在一个无法破译的谜团当中：他已经不能带着肯定说他知道他实际在做什么，也不能肯定地知道他为什么做他现在正在尝试做的事情。在这样的框架之下，至少以任何狭义的、程式化的方式描述分析师应该做什么，似乎是误导。